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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寒假，我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和父母一起回家。他们为我切水果，并热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生活。当我想到我想说的中文并尝试将其翻译成方言时，我发现方言语料库是空的。我在北京度过的六个月就像一把剃刀，割掉了与家乡有关的一切。
四年级以后我就不会说任何方言了。
当了十多年的“优等生”后，我遇到了一个隐藏的问题。
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小镇。四年级时，我从乡镇小学转到区主小学的“实验班”。虽然这个班只招收中考前35名的学生，但教学质量却令人印象深刻。开学不久，我交作业，组长就从一个座位到另一个座位来接我的作业。我正在作业本上写下我的名字。组长催促他们“赶紧提交”。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知道。”
空气顿时变得僵硬。当我抬头时，领头的一个矮个子虎头男孩向后退了两步，用颤抖的手指着我。 “你实际上说的是‘方言’！在我们这里，‘方言’就是方言。”感觉就像我不在舞台上一样。他的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周围的人转头。越来越多的学生注意到教室角落里的骚动。我再次低下头，感觉三十五双蔑视的目光盯着我的背。
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你说“方言”，你就会被举报，甚至可能会被老师训斥。我是一个说“方言”的闯入者，一个“乡巴佬”，一个没有纪律的野蛮人。
后来，我因为“字写得不好”、“课外背的英语单词学不出来”而受到惩罚，但面对老师的问题，我一般都选择保持沉默。我还没有掌握中文，所以说出来对我来说会是更大的羞辱。
2013年，加雷斯·贝尔以巨资加盟皇马，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将他视为球队未来的领袖和C罗的接班人。然而六年后，贝尔即将离开球队，而不是接替罗纳尔多的角色。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英国男人从未学过西班牙语。语言成为球队更衣室里无形的障碍，将他和他的队友分成了两类人。他的下属呢？
因此，贝尔近年来变得孤独、抑郁。 —— 临近毕业的一次同学聚会，同学们一一来到黑板前，写下了自己最好朋友的名字。当然，我的名字不在那里。我是那次班会的轮值主持人，站在讲台旁边笑着表示同意，仿佛我是任何人都可以射击的目标。
读书是我年轻时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事情。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这所小学毕业，但同时我也不再讲方言了。
我父母说方言，但我说中文
听说热播剧《都挺好》以苏州为背景，就决定马上去看。第一集展现了金鸡湖两岸、东门、国际金融中心、通德丽等苏州特色建筑，配乐也以苏州评弹点缀。正当我要对制作组的辛苦表示敬佩的时候，角色一开口，我就感觉不对劲了。怎么这些都是正宗的北方口音呢？
除了这种违和感之外，让我不舒服的恰恰是这部剧所反映（或许是无意的）的尴尬现实。一张名为“6岁至20岁之间能说流利方言的人的比例”的图片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图中，其他方言普遍保持着50%以上的比例，但到了吴方言地区就崩溃了。最高的是上海，为22.4%，最低的是苏州，为2.2%，与重庆相差无几。我有97.5%。
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但福建的情况略有改善。但福建向来以方言复杂着称，有“过村不解音，过山不解字”的说法。 ”吴语地区地势平坦，横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六省。它有大约1亿人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语言。因此，这种混乱变得更加矛盾。吴语为何衰落如此之快？
吴语地区经常与粤语地区共存，虽然都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方言却遭遇了两种命运。第一次来广州和香港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铁上的车站广播用粤语播报，即使我是外地人，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荣耀。苏州市部分公交线路曾有吴语停靠公告，但现已逐步取消。铁路运输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普通话+英语’的格式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要求”，“苏州话的发音存在显着差异”。
确实，江浙方言不同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这种差异还没有大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有一次我去浙江省湖州市报道一起杀人案，当地村支书很有礼貌地问我是哪里人，所以当我回答江苏省时，我感到很安心，因为我可以与其他人交谈。同事用方言据说是这样。尴尬的是我几乎什么都懂。更尴尬的是，她还笑着埋怨：“怎么还有其他记者？”“还得让他在这里等着。”他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睁大着无辜的眼睛。
吴语地区分为太湖、台州、宣州等八个地区，其中以太湖最具代表性。虽然电影中可以进行相对顺畅的交流，但吴语地区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我的同事世杰，一位在新天地拥有一套老房子的上海富婆，曾难以置信地问我： “你听得懂上海话吗？”
《中国语言地图集》 请参阅2012 年版，第13 页。
如果大家都能听懂，为什么说吴语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一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方言的博士生。电话那头的人说，她叫黄东，是海门人，会说吴语。我的第一反应是：“海门不是苏北地区吗？”我的印象是，那里已经是中原的普通话地区了。
江南地区自古繁荣昌盛，自幼就发展出成熟的民间社会。经济总体发展，但同时行政部门各自为政，导致无法建立标准的语言中心。苏州话甚至被称为“娘娘腔”，杭州话被称为“北方话残余”，温州话甚至被称为“鸟语”。相比之下，粤语早已成为标准粤语。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语言不仅是寻找相似者的信号，也是蔑视链条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是素有“内部矛盾多省”之称的江苏省。我的家乡位于无锡和苏州的交界处，我的方言也处于两地之间的微妙位置。
周末，妈妈会带我去城里的少年宫。下课后，我有时去商场购物。女装店的店员大多是当地爱吃瓜子的女士，她们很高兴地用方言跟你打招呼，“我穿的是你的衣服，你喜欢吗？”至于大小小镇的方言，有时她会说中文，假装自己是来这里打工的打工妈妈。店员恍然大悟，语气冰冷道： “现在你看一下。”我观察着她的表情，然后保持沉默。
方言让人不舒服，为什么不直接说普通话呢？有一个笑话在吴语地区广为流传。这个想法是，当一个无锡人和一个常州人见面时，双方都不希望对方觉得自己是“当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的使用越来越少。
有人用吴语的“实用性”来解释吴语的衰落。如果普通话的使用有足够的实用价值，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学习当地方言。而这往往与移民数量有关。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最初就读的同一个镇的同一所小学），她现在班上的36名学生中，有28名来自外地。南京大学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4%的苏州外来人口回答说自己根本不会说苏州话，而当时苏州的外来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近一半。由于非本地学生数量众多，本地学生越来越多地使用普通话来方便交流。
这项研究有两个结论。一是“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二是典型的“双级语言现象”，即公共领域和苏州都使用汉语。在家使用。领域。不过，与前几代人相比，年轻人在家中使用苏州话的频率也明显下降。另一项针对上海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从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间，自认为上海话“流利、准确”的孩子数量从54.3%下降到28.1%。
对于像我这样不会说方言的孩子来说，与父母的对话通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我的父母说他们的方言，我用普通话回应。
“你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吗？”
“老师说下周我们要去春游，稍后我们一起去超市买糖果。”
“当我和同学说方言时，我感觉很奇怪。”
当我17岁的时候，我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说中文是很自然的事。多亏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克服这一差距。即使存在一些差异，它们似乎也不重要。我的一个室友是贵州人，另一个是海南人，每次给家人打电话，他们的嘴巴都上下动着，说着没人能听懂的家乡话。根本不存在隐私问题。然后你要把凳子搬到阳台上，锁好门窗，让橘子在月光下飘浮。
这种自以为是的自满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次俱乐部活动中，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四川女孩正在和我说话，突然抬起头，用四川话噼里啪啦地说出来。原来，又一个四川姑娘过来了。她见我愣住，笑着解释道：“我是成都人，她是绵阳人。”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完全陌生的社交经历。 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华文教育，吴语区的开发正式开始。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教室的墙上总是贴着不同的标语。 “如果你学好汉语，对你、对我、对别人都有用。”“如果你说好汉语，你的朋友就遍布全世界”、“说好汉语让我们互相交谈”。并做文明人。”我总是想，如果你说方言，为什么就不能文明一点呢？
在大学里，我认识了很多江浙沪的同学，但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有过亲近的感觉。四川、安徽、广东等省的“文化学习小组”在学校很流行，不知道我所在地区是否有学术会议可以参加。前段时间，我的同事世杰去采访喜剧演员津津。她已经做好功课，知道晶晶是上海人，于是她轻松地说：“你是上海人吧？我也很惊讶。” “在北京，这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说，人们面面相觑，微笑着。但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一句上海话。
研究方言的黄东说，虽然他可以和亲戚说方言，但“如果我必须和同学说方言，感觉会很奇怪”。她担心，除非一代人习惯与同龄人讲方言，否则当他们将来与同龄人组成家庭时，方言将从他们的家乡消失，下一代将没有机会听到它。或者用方言。
这就是语言学的“注册理论”。当家庭语言变成普通话时，方言就接近灭绝。
方言语料库为空
语言是大众文化生活的媒介。说到方言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粤语，但香港电影、粤语歌曲、TVB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吴语曾经是东亚的文明高地。日语的形成深受吴语的影响，而上海是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政治经济中心，他在亚太和平会议上的演讲中也使用上海话。
鲁迅、蔡元培、朱自清、瞿秋白、郁达夫、徐志摩、王维……都来自“包邮区”。吴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身份的“代号语言”。胡先生说： “三百年来，学过昆曲的人都受过吴音乐的训练。与京剧文学相比，吴语文学是最著名、最有前途的方言文学。”
胡适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70年来，吴语及其背后的文化明显衰落。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广泛阅读中，我记得唯一在纸上写下“吴语”的人是躲在蒲团下用手电筒偷偷地读《天龙八部》的人。移居香港几十年后，出生于江南的金庸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话。
女孩慈祥地笑道：“啊！我是一个给少爷弹琴、吹笛的女孩，我叫阿碧，如果你不想对我客气，就叫我阿碧吧，请叫我吧！” ”她谈到自己的家乡苏州时说道。本来不太好听，但因为她是武林世家的丫鬟，自以为中文听得不错，所以就尝试着在说话中加上中文。所以，九子和段誉很难理解。这时，熊子恭敬的说道： “你没有这个勇气！”九魔之和段誉补充道。第二，保持新鲜。 ）
当我在课堂上读到这个词时，我发现没有这个词。去年夏天，传出讽刺的消息，上海教育版二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奶奶”一词将改为“奶奶”。上海市教育局给出的答复是，“‘奶奶’属于方言。”
因此，《繁花》的出版为何成为上海的一场狂欢，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在北方文化占据强势地位的今天，南方（如江南地区）出现了失语症，或者说出现了使用吴语词语的情况。《繁花》中出现超过1500次，说明没有声音。
“不象”翻译成普通话，大致意思是“不要说话”，但根据情况，它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不想说话”、“听不懂”、“不”。我不知道。” 。当我第一次读到“《繁花》”时，我记得每次读到“No Sound”时都必须停下来仔细思考它的含义。我明白后，当谜底揭晓时，我非常高兴。
这就是吴语的多元诉求，但在“文化一统”面前，最终却只能“沉默”。套用《粤语为何需要保卫》，“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吴语？”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多样性？”的问题。 我们总是试图用某种“独特性”来替代其他各种可能性，但“独特性”只是一座永远无法建造的巴别塔。
大一寒假期间，我时隔一段时间第一次和父母一起回父母家过年。他们为我切水果，并热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生活。我在脑子里想了想用普通话要说的话，并尝试将其翻译成方言（这是我与长辈交流的方式）。但我发现我的方言语料库是空的。我在北京度过的六个月就像一把剃刀，割掉了与家乡有关的一切。我脸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很久以后，我听到了上海顶楼马戏团的一首民谣《海风》。在这首歌中，男主唱用吴语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我听说世界将会统一，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
（部分信息引用自《苏州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 《苏州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的语言转用考察》 《吴语的隐忧》 《粤语为何需要保卫》等，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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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及撰稿：吴成杰
编辑：何欣
总编辑：童童童
微信编辑：应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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