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用票了，买菜买布都直接掏钱，排队和凭票的日子成了旧照片，翻开就能闻到时间的味道。
先说个离现在最近的事。八十年代初，我攒了两年零花钱，又去同学那里“借”来一张电视票，买回一台黑白的，后背凸起来像个小山包。自己用坏掉的灯管拉出天线，顶着个木杆爬到房顶上转个方向，才能勉强看到几个节目。那时候能有台电视，家里就热闹起来了，邻居孩子常来凑热闹。现在想想，真是费劲，但挺满足的。
再往前走几年，物品和服务要不要票常常看运气。手表、自行车、电器，有时得凭票，有时直接买。单位会分发一些福利票，像理发票、电影票这种，等于一张小小的特权卡。坐火车时，吃饭不需要粮票。列车员在车厢里卖饭，分三档：最便宜的四毛钱基本没肉，五毛能见点荤，六毛是比较丰盛的那种。那点钱能在车上自由选菜，算是少数不受票证限制的自由空间。
烟也要票。高中时，语文老师抽烟很勤，我经常替他买烟。烟票按盒管，普通的三毛六一盒，精装三毛九，军人服务社里能买到。老师会把钱先给我，交代句“麻烦你了”，那时候觉得被信赖挺特别的。买烟这种小事，能看出社会里很多规则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再往回，是七十年代的日常。城镇居民都有一本“粮本”，这是向粮食局证明你有资格配给口粮的凭证。没这本，想买米面基本没门。布票比较普遍，城乡都有分配。肉票按计划发，买肉得拿票去排队。单位发的票有固定日期，临近节日会发得多些，过年时尤其明显，大家围着票证排长队，买鱼买肉那会儿，忙得热闹，但买到东西时的满足感很真实。
家庭里，票证像家当一样被珍藏。我妈把各种票夹在一个小本子里，翻开就小心翼翼，生怕弄丢。票丢了，可能意味着这个月少了一样吃的。那种日常的紧张和算计，是后来很难复刻的情绪。大多数家庭会把东西尽量用久，衣服坏了缝缝补补，褪色了找染衣师傅重新染，成了必修课。做件衣服要几尺布，布票一尺加上几分钱，整套算下来不贵，但获取过程需要票证牵引。
除了粮、布和肉，还有很多奇怪的票种。糖票、肥皂票、煤油票、火柴票、盐票、煤球票，甚至音像里偶尔会提到的“缝纫机票”。更特殊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票证，比如粪票。城市的厕所粪便成了农村的“肥料”，生产队安排人定期到城里去掏粪，凭的就是专门的凭证。那会儿化肥少，农民靠的是真金白银换不来的有机肥，换句话说，城里的粪坑对他们有经济价值。有人轮着负责，有的还能以粪换工，体系挺具体的。
说到这儿，别忘了日常小物件的分配。做衣料时，一尺布票外还得多付几角钱，整体花费并不高，但要同时拿到足够的布票并不简单。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单位在年终发的额外票证，那时能买到平时买不到的东西，年味也就靠这些票堆出来的。买一件新衣，穿上一年两年，再旧了继续缝补，衣服的使用周期被拉得很长。
社会背景是计划经济。物资紧缺，国家和单位通过配给来保证基本生活，这是制度安排下的结果。家庭普遍人多口杂，三四个孩子常见，甚至有的家庭更多。按人口口粮分配，需要凭票才能保证每家基本生活不至于断档。票证体系覆盖了吃穿住行多方面，既是约束，也是保证。
细节上还有很多规矩。单位和街道管理公共厕所，卫生由相关单位负责，城市的厕所基本免费，但粪便处理常和附近的生产队有协议。火车和轮船的餐食管理是另一套：乘务员卖饭、价格明确，旅途中的这一餐常被记住，因为它不像城市里买东西要看票。
把这些事件一条条倒叙下来，可以看清一种生活的运转逻辑。票是资源分配的中介，人们围着票调整生活节奏。那时候的匮乏推动出一种节俭的*惯，也带来一套独特的社交和交换方式。有时候听起来像荒诞，但又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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