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5日早8点06分，宁夏银川的晨光刚漫过书桌，摊开邸利平《横渠经学理窟注译集解》时，仍被书名透出的厚重感压得微滞——单是“经学理窟”四字，便似隔着千年雾霭。强静下心啃完10页前言，却忽觉豁然：那些看似艰涩的字句里，藏着宋儒最滚烫的文化心跳。
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关学学派创始人，更是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巨擘。这“横渠四句”，自北宋以来便如北斗高悬，照亮华夏士人的心路。而《经学理窟》恰是他讲学语录的辑录，字字皆是“俯而续，仰而思”的心血结晶，据《宋史·张载传》记载，其著作“博涉群书，尤留心于《易》”，终成宋代理学的重要基石。
《易经》“穷理尽性”，《论语》“仁者爱人”，《孟子》“浩然之气”……十三经及诸子经典，浓缩了三千年华夏民族的处世智慧与人性洞察。可如今，多少人将《老子》《阳明心学》束之书架当摆设，或将成套经典压在办公桌充门面？我亦曾如此：古文拗口如嚼蜡，语意精短似藏谜，初读时竟如老虎吃天——明明知道这些是文化根脉，却无从下口；明明觉得与现世相关，却又似隔万水千山，丢之不忍，读之难进。
实则，华夏经典从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华山之巅的兵器库：《孙子兵法》的谋略、《中庸》的中庸之道、《诗经》的人文情怀，无不是历经千年淬炼的“绝世兵器”。只是这兵器太过古老，若没有“心经密诀”——即贴合时代的注解与转化，握在现代人手中，难免沦为“无用之器”，束之高阁便成了无奈的选择。
幸而，中国人的创造力从未断绝。从汉代郑玄为《诗经》作笺，到宋代朱熹注《四书》，再到清代王引之撰《经义述闻》，两千多年来，无数学者为经典“传、注、释、考、证”，仅《论语》的注本便逾三千种，据《中国古籍总目》统计，现存经学注解文献超十万部，真正让“死经典”活成了“活文化”。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解读迥然有别，甚至有注译偏离本义、义理不通，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若解读失真，便是对文化根脉的辜负。
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为往圣继绝学”？张载早已给出答案。《张子语录》记载，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续，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更坦言“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这便是秘诀：不是将经典奉若神明，而是以笔为剑，对十三经、诸子著作乃至当代大儒典籍，大胆“解、笺、注、考、疑”，哪怕“乱批胡改”，亦是与先贤对话的过程。正如他所言：“读经譬之寿延之株，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充荣之者，其在人功而已”——经典的生命力，终究要靠后人的“人功”滋养。
开卷有益，经不可不学；学不可已，传不可不续。当我们以批注为桥，让千年经典与现世接轨，便如练就十八般武艺，日久天成，落笔处自会有宗师风范。
早九点三十一分，合上书页，晨光已铺满窗台。上山论剑需先内功扎实，回家读书更要心无旁骛——往圣之学，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摆设，而是融入血脉的传承。洗漱罢，奔赴新的征程，而书桌案头的经典，早已成为心中最坚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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