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年机关生涯
(1),新工作, 新思考
1983年底, 几个二级公司合并, 成立了"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 名字像企业, 其实是机关。主要职能是代表市政府(市经委、市科委等)实行行业管理。
83--84年从二级公司到总公司过渡的一年间, 我们技术科、科技处先后在史家胡同、新中街、贡院头条和市府大楼办公, 领导也变动了几个, 但工作内容都差不多: 年初制定新产品、新技术计划, 由"下级单位"上报, 我们审核汇总, 再上报到市经委、市科委, 有时还能上报电子部, 争取立项就能有点经费, 很少一点, 我们替下属单位向上面争, 科技处内部三个行业 (器件、仪器和计算机) 的工作人员又代表各自的厂、所争, 少数有幸立项得到拨款的单位则要面对年底鉴定考核, 我们夹在中间这一级平时要督促、检查和协调, 年底一起接受上级验收。我一直觉得这实在是自己制造出这多余的一级给自己找事做, 不过还挺忙, 整天东奔西跑。那时国有企事业单位太多, 市政府、各部委管不过来, 经费在他们手里还要管, 就设了我们这一层, 对市里代表行业, 对部里代表北京市, 成了他们的派出人员, 又不放权给我们, 充其量算过路小财神, 真不如把企业上缴多返回一块让他们自己选题搞开发, 但又耽心他们选不好题目或不用来开发, 总之很矛盾。那些年工业口上缴占市财政收入的85%,但多数都用来做市政建设, 返给工业的不到15%。
记得83年年底我到机关做的第一件事是编制84年本市计算机行业科技新产品发展计划, 华成璞处长让我写一个开头, 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很快写了, 还没等我送交处长, 一位从原仪表局过来的女同志 (她也是清华毕业, 比我早一年, 学器件的) 先拿过去看, 很明显是认为我写的不行, 看了之后点了点头, 说还行。后来我跟她一起提升副处长, 她有点不平衡; 再后来华成璞处长提议下我兼了科技支部党支部**, 她更不高兴, 有点小动作, 就是心眼小点, 能力还好, 我挺尊重她, 没有同她计较过。84年国庆招待会名额本来给了我, 这是个难得的好事, 她想去, 我就让给她了。
84年 6月, 华成璞处长安排我起草一份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的 "科研及新产品管理办法", 我根据原二级公司的相应文件结合当前情况加以修改, 写了一份交给他。没多久, 华成璞处长调走了, 把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总工程师金国钧调来当科技处处长。他来的第二天, 就拿我拟的那份稿找我, 那神态显然是发现了严重问题了, 他指着其中对新产品定义的那句话 "凡采用国际、国内或在本单位以往没有用过的新原理、新技术或新结构, 具有新性能或新功能的产品都是新产品",问我:"像我们这些单位, 怎么会有新原理呢?"其实我写的这句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我不动声色地回答:"本单位采用以往没有用过的新原理很多, 你们无仪二厂的频率合成信号发生器就是。以前LC振荡频率可变但不稳, 晶体振荡稳定度好但频率单一, 而你们的频率合成信号发生器就因为采用了数字合成新原理频率既稳定又可变, 有了新性能, 符合这个新产品定义呀。" 看来他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往他的枪口上撞,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后来这份草稿未作修改提交总公司各单位参加的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并获得通过, 成了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正式的"科研及新产品管理办法"。从这次交锋, 我看出他是一个比较自负的人, 但还算讲理, 知进退, 我作为副手很配合他工作, 他也挺尊重我。在我任支部**期间办了他的入党转正, 第二年选举优秀党员时在多数选我的情况下, 说服了一些同志把他报上了。
我们处的一位办事员胡葵英, 工作勤勤恳恳, 她爱人老高是公司下属的情报所的所长, 因心脏病需安装起博器, 按公费医疗规定要用国产起博器, 但使用时间短, 用进口起博器使用时间长, 但要自费或特批。她找我谈, 我很同情他们, 就去找周慎培总经理请示并获得批准, 我们都很高兴, 老高至今也挺健康。这使我体会到身有职务对做成一些好事还是有用的。
84年下半年, 总公司的总工程师把我叫去, 说陆宇澄副市长有意召开一次计算机应用现场交流会, 需要写一份报告。我明白这是机关工作的一种模式, 就同北京市计算机技术服务中心姜玉乾主任商量一下拟了一份, 写得较直接、简练。很快就批下来, 并成功地召开了会议。后来总公司的赵骥祖副总经理问我, 说陆宇澄副市长说报告写的很好, 打听是谁起草的, 我说是姜主任我们一起写的。
科技处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审批下属单位的产品企业标准和鉴定文件, 我是认真地、逐字逐句看的, 当然也发现过一些错。有一次在审批计算机配件五厂的企标, 发现有公式错误, 他们回去推导后确认并改正了。配五厂的同志对我的仔细和深入感到惊讶, 科技处的同事也说在机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从这些事例, 我觉得尽管我不喜欢机关工作, 但还是能适应和胜任的, 其实只要善于观察、体察和思考, 没有学不会的, 加上善待同事和下属单位, 我在机关工作还算挺顺利的, 人缘也不错。记得一年大年初三, 几个同事还曾帮我拣砖头用来修房。对上级我是尊重而不主动接近, 交办的任务都能全力做好, 不过我觉得他们可能由于工作繁忙, 头绪太多, 对本行业技术比较生疏了, 对下面指导很难指到点子上, 经常拿我当拐棍。我则未敢、也不甘心放弃技术学*, 这当然很累, 但想到将来如果有一天再回基层搞技术不至于因荒废而只能动嘴, 让人家不服, 累点也认了。机关工作做了五年, 应该说干得不错, 也比较顺, 只是感到跑腿、动嘴说空话这不是我的长处, 脱离了技术工作, 没有成就感。
尽管我觉得这种"机关工作"难有多大作用, 但既然来了就要作出最大努力, 为了熟悉几十个厂、所的情况并和上级沟通, 我经常骑自行车跑基层和上级单位, 不觉人瘦脸黑头发白。一次回二厂, 我的大徒弟见我如此模样, 开玩笑说我用错了化妆品, 把乌发宝抹在脸上, 把增白蜜抹在头发上了。
84年改革开放初期, 引进技术不多, 引进产品直接面向市场赚外汇差价不仅被一些有背景的皮包公司用来大发其财, 原来生产产品的工厂甚至从事研发的研究所也参加到倒买倒卖中来, 一时打起乱仗, 争外汇额度, 争进口批文, 都无心再搞科研新品。84年底全计算机工业总公司真正的科研新品任务完成得很差, 就把毫无自主技术含量的倒买倒卖算产值, 算新品。我们科技处华成璞处长戏称, 他一个人用全总公司的外汇额度转卖就能达到本年度的产值和利润。这是实话。其实也不能全怪下属单位, 他们此举也属被逼无奈, 那些有背景的皮包公司这么做冲击了工业和科研, 他们要生存也只好饮鸩止渴。这使我想起刚到机关时参加的一次会议。
那是一次由计算机总局召集的、有各行业代表参加的计算机应用工作研讨会,就是否要提倡优先采用国产计算机、支持国内计算机工业的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也有激烈的争论。一位机械行业的同志发言说, 你们国产计算机与进口计算机相比质量差, 价格高, 我们当然不用, 不能保护落后。我发言说, 按这个逻辑,你们生产的汽车也同样不能用, 都要用进口车了, 还能有多少国产品有人用? 都不用, 国内工业不都要垮了吗? 各行业应该互相支持, 要有一个过渡期来提高质量、降低价格, 共同与外国竞争。会议无果而终, 但汽车行业却不幸被我言中了,后来许多年, 大街上跑的车多数是进口车, 整个失控了! 我觉得至少在工业, 或者说在城市, 国家没有一个成熟而有远见的政策, 很少有真正的技术引进, 多数是商品进口直面市场, 建国以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被摧垮了, 全国老百姓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些本可用于引进技术的宝贵的外汇也被这些败家子用以获取私利而挥霍了, 这是一个重大失败。
总之, 那些年的我总是被无为和无奈所困扰。
(2),抽空做了一个项目, 结识一个朋友
84年初, 还是在新中街办公、总公司刚成立不久, 我外出回来, 同事告诉我说空军有一个人找我。他们以为我回家了, 就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他, 他可能还在我家等我。那时我家离单位很近, 白天就我父亲一人在家。
等我赶回家, 那人已经走了, 父亲告诉我他叫尹长军, 在西郊机场工作, 有工作的事找我, 论起来还是我们的亲戚, 真巧啦! 他约第二天到单位找我。他给我留了一个条子, 写道: 读了<电子技术应用>杂志上题为 "沙盘与显示屏微机控制系统" 的文章, 很是折服, 因工作需要, 明日想到贵单位当面请教。
第二天见了面, 他讲: 为迎接建国35周年国庆, 空军向他们西郊机场下达了一项任务, 要把机场的运行情况做成一个沙盘, 形象而动态地显示出来, 供国庆时领导参观。机场领导把这个工作交给作战部的他。在制定方案时从 <电子技术应用> 杂志上看到我的那篇文章, 觉得很合适, 想请我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听了他的话, 知道这是与那年把35年国庆当作40年大庆来办、请邓小平检阅这一重大任务有关, 应该帮忙; 又通过同他交谈中感到他挺实在、挺能干, 虽然没有专业学历,但工作经验很丰富, 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加之我刚到机关一个多月, 很希望不脱离具体技术工作, 就答应他帮这个忙。机关工作不能误, 我只能用业余时间在秦皇岛那个项目的基础上按他的要求改图, 改软件, 还帮他找计算机二厂联系购买机柜和印制板, 剩下的工作都是他一人完成的, 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是三天三夜没睡, 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没用我去现场, 可见他掌握和消化新技术以及动手能力真的很强。为此项任务他荣立了三等功, 还给我送来一个毛巾被做奖品。我很赞赏他的工作能力和刻苦精神, 通过这项任务我不仅意外地在北京找到了一个亲戚, 还交了一个朋友, 至今我们还经常来往, 他对我帮助挺多。
通过这件事, 我觉得秦皇岛的那个工程项目虽然是定制的, 但很可能通过硬件的组合和软件修改变成产品加以推广, 只是我本人已无暇顾之。
(3),学术活动
在机关的五年时间, 具体的技术工作几乎没有了, 但学术活动比以前多了, 而且活动面更广了。除了主持或参加了许多技术讲座和交流会以外, 还有机会代表总公司和北京市参加了一些学术机构和组织, 结识了许多学界朋友。
1984年, 在纪念中国计算机事业30年大会上发表了 "对北京市计算机产业的回顾和展望" 一文, 除了回顾和展望的内容之外, 文中还对当时倒买倒卖成风的现状深表忧虑, 提出引进先进技术或在引进先进产品的基础上消化开发的想法。
1985年,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学会, 任个人委员, 在会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还被推举为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1986年, 我作为北京市的代表入选了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科技委委员, 去深圳参加了年会, 发表了一篇论文"对计算机国产化的思考"。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必须走掌握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的道路, 要集中人力财力攻关形成自己的开发和生产能力,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的需要。
同年, 我代表北京市组织下属单位参与筹建"中国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
1987年, 我组织下属单位一些软件人员与科学院计算所合作, 为亚运会计算机系统设计总体方案, 获一等奖。
86, 87两年我代表计算机工业总公司, 作为市科委指定召集单位, 对北京地区电子口科技进步奖组织了两届评审。
从85年起, 我被北京市东城区计算机学会聘为理事, 后任理事长。在学会活动的报告中曾用数学方法证明了: 从计算机与半导体技术紧密相关, 得到两者按指数形式发展的规律。这应该是“摩尔定律”的首次数学证明。还曾作了有关计算机病毒的专题报告，当时还都感到挺新鲜。
这几年, 我还在<微型计算机>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都是论述或综述性的。还为<当代北京>一书中编写了一些章节。
(4),外事活动
在机关工作的五年中, 经常配合外经处与外商接触, 充当他们的"技术拐棍"。在为北京半导体器件六厂引进测试设备的谈判中, 是选用TERADYNE的A360, 还是LTX公司的LTX77, 外经处拿不准主意, 两种设备都用计算机控制, 分别是DG公司的NOVA800和DEC的PDP11-03, 让我从计算机方面作比较。其实, 作为自动测试系统的控制和管理, 两种机型都能胜任, 这种比较意义不大, 可能他们以为计算机是核心, 最重要, 把我当成计算机专家跟他们谈, 对方是西德的德律风根公司, 称我为 "计算机先生",可我还是把注重点放在整体测试性能上, 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只是总公司领导和外经处人员不一定知道, 不一定理解, 但对方是看得明白了, 后来负责经销测试系统的外商经常找我。
86年 5月, 我随总公司组团到西德的德律风根公司考察, 在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等地参观了该公司的半导体、电视机等生产线。在分组考察时, 由于我们小组所配译员较弱, 特别是专业词汇较差, 我成了半个翻译。西德人讲英语较慢, 我同他们交流比较容易。
在与TERADYNE和 LTX两个测试系统厂商的接触中, 对方看出我对测试技术比较熟, 龙述祖、莫敏两人后来经常找我, 这也成了总公司给我安排的"对口"任务,凡有测试方面的对外事宜由我先接触。我帮他们组织过技术讲座, 他们用中文讲有时专业词汇不知怎么说, 我就帮他们译, 他们喜出望外, 很感谢我。
我还按总公司领导的意图同中国惠普探讨合作, 对方出面的人员是徐家惠, 对我的能力评价不错, 所谈的项目是惠普公司早期的PC产品----中英文工作站, 可惜没有结果, 下属工厂不积极。到现在惠普的PC还很火, 全球第二名, 若十年前建立合作会有好处的。
从86年起, 全国计算机行业从产品引进销售(倒买倒卖)转向生产线引进, 总公司下属计算机口的计算机一、二、三厂, 外设一、三厂都引进了生产线, 但没有引进设计技术, 自主开发能力也不行, 生产线成了无米之炊, 利用率极低。当初写可行性报告都说得很好, 我看是都没底, 各级审批也是如此。这次引进潮是失败的, 浪费巨大, 但无人问责。
那一时期, 由于经常参加外事活动, 同外商接触, 英语水平有些提高, 听和说的机会多了就有进步, 但我的发音却一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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