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叫李文静，我姨叫李文慧。
她俩是双胞胎，一辈子都在较劲。
这股劲儿，从1981年的那个夏天开始，一直拧巴了整整四十年。
四十年，足够让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也足够让一对亲姐妹，活成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
我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总坐在门槛上，一边择着豆角，一边叹气。
她说：“都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怎么一个就能那么苦，另一个，就能把苦水全咽自己肚子里呢？”
她说的那个“苦”的，是我姨李文慧。
那个把苦水全咽肚子里的，是我妈李文静。
我一直觉得外婆说反了。
在我看来，我妈才是那个苦了一辈子的人。
而我姨，她的人生，从1981年开始，就像坐上了顺风车，一路绿灯。
这一切，都源于一张录取通知书。
不，是两张。
一张是县一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烫金的字，薄薄一张纸，透着一股子前途未卜的书卷气。
另一张，是省商业技术学校的中专录取通知书，红色的封皮，沉甸甸的，像一块板砖，直接拍在了我妈和我外婆的心口上。
前一张，是我妈的。
后一张，是我姨的。
那天，邮递员骑着二八大杠，清脆的铃声在胡同里回荡。
我妈和我姨，两个梳着一样麻花辫的十六岁少女，一起从屋里冲出去。
她们俩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但那一刻，脸上的表情，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妈捧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尖都在发抖，眼里是藏不住的光。
我姨捏着那份红色的通知书，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就咧到了耳根，那是一种尘埃落定的，带着点炫耀的狂喜。
我外公抽着旱烟，蹲在墙根下，半天没说话。
我外婆则一把抢过我姨手里的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中专，中专好啊！毕业就分工作，吃国家粮，是干部身份！”
她又瞥了一眼我妈手里的纸，眉头就拧成了疙瘩。
“高中？高中念完了还得考大学，那大学是好考的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万一考不上，三年不就白念了？到时候还不是得回家种地？”
我妈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她攥紧了通知书，说：“妈，我想考大学。”
“考大学？”我姨在旁边凉凉地开了口，她总是这样，说话像淬了冰，“姐，你别做梦了。咱家什么条件？供得起你吗？我读中专，国家还给补贴，毕业了马上就能拿工资孝敬爸妈。你呢？”
我妈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啊，家里什么条件？
两间土坯房，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滴油星子。外公在生产队挣工分，外婆给人做零活，拉扯她们姐妹俩长大，已经耗尽了心力。
在那个年代，一个中专生的含金量，远远超过一个不确定的高中生。
中专，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城市户口，意味着从农村跳出去的通天门票。
而高中，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是天之骄子。赌输了，就是一场空。
我外婆当场拍了板。
“文慧去念中专，这事就这么定了！家里的钱，先紧着她来！”
然后她看着我妈，叹了口气：“文静，要不……你也别念了，跟你姨学个裁缝手艺，以后也能嫁个好人家。”
我妈当时就哭了。
她没说话，就是站在那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姨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宽容。
“姐，你也别难过。以后我出息了，还能忘了你？到时候给你从城里带雪花膏。”
就是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妈心里，一扎就是四十年。
那不是安慰，是施舍。
那天晚上，我妈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晚上没出来。
第二天，她眼睛肿得像桃子，走到外公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爸，我想念书。”
我外公，那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男人，看着自己倔强的女儿，手里的烟锅子抖了抖，烟灰掉了一地。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个字。
“念。”
为了这个“念”字，外公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老黄牛，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才凑够了我妈的学费。
从此，我们家，不，是李家，彻底分成了两个阵营。
我姨李文慧，是全家的希望，是未来的“城里人”。她走的那天，外婆给她煮了十个红鸡蛋，新做的棉被里塞了两百块钱，千叮咛万嘱咐。
我妈李文静，成了家里的“拖油瓶”。她开学那天，自己背着个破布包，里面是两件换洗的旧衣服和几个冷硬的窝窝头。
外婆没送她，只是在门口说：“路上小心点，别给人添麻烦。”
姐妹俩的人生，从那个岔路口开始，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呼啸而去。
我姨在商校如鱼得水。
她脑子活络，嘴巴甜，很快就当上了学生干部，每到放假回家，都穿着时髦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了时髦的卷儿，给我外婆带回城里才有的处理布料和高级点心。
她会坐在院子里，高声阔论城里的新鲜事，说百货大楼，说电影院，说单位分的房子。
周围的邻居都围着她，满脸羡慕。
我外婆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不停地说：“我家文慧，有出息！”
而我妈，在县一中埋头苦读。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吃着最便宜的咸菜和馒头，每天晚上都学到深夜。
她很少回家，因为来回的路费对她来说都是一笔巨款。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押在了那场名为“高考”的赌局上。
每次我姨回家，就像是开表彰大会。
而我妈偶尔回来一次，迎接她的，总是外婆的唉声叹气。
“你看你，瘦得跟个猴儿似的，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家家的，读再多书，不还是得嫁人？”
“你妹妹都开始实*了，在供销社，多好的单位！人家一个月工资够你一年的学费了！”
我妈不说话，就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更加拼命地看书。
她和我姨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偶尔在饭桌上碰到，我姨会夹一块肉到我妈碗里，说：“姐，多吃点，看你瘦的。在学校别太省了，钱不够跟我说，我借你。”
那个“借”字，说得特别重。
我妈会把那块肉默默地夹回我姨碗里，低着头说：“我够吃。”
空气里都是尴尬。
一个想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另一个，想用施舍来彰显自己的优越。
她们之间的裂痕，就在这一来一回的拉扯中，越撕越大。
高考那年，我妈考上了。
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是省里的一所师范学院。
通知书寄到家那天，我妈哭了，哭得惊天动地。那是她压抑了三年的所有委屈和辛酸。
外公那天喝了半斤白酒，反复说：“我女儿，是大学生了！”
外婆的表情很复杂，有高兴，但更多的是愁。
大学，意味着还要再读四年，还要再花四年的钱。
而那时候，我姨已经从中专毕业，顺利分配到了县食品厂当会计。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工装，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成了十里八乡最让人羡慕的姑娘。
提亲的媒人都快把李家的门槛踏破了。
我姨最终嫁给了厂长的儿子，一个同样在厂里当技术员的年轻人。
婚礼办得风风光光，摆了十几桌酒席。
我妈当时正在读大一，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赶回来参加婚礼。
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在满堂的宾客中，显得格格不入。
我姨穿着大红色的嫁衣，满面春风地给她敬酒。
“姐，谢谢你来。以后有什么难处，跟妹夫说，他在厂里，说话好使。”
我妈端着酒杯，手在抖。
她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妹妹，突然觉得，她们之间，隔着一条永远也跨不过去的河。
河的这边，是她的大学，她的理想，和她清贫的现实。
河的那边，是我姨的铁饭碗，她的城市户口，和她唾手可得的安稳。
大学毕业后，我妈被分配到我们镇上的中学当老师。
她嫁给了我爸，一个同样是民办教师的穷知识分子。
他们没有房子，就住在学校分的两间小破屋里。
而我姨，早就在县城分了套两室一厅的楼房，生下了我表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出生的那年，我姨来看过我妈。
她提着一篮子鸡蛋和一包红糖，走进我们家那间四面漏风的屋子，眉头皱得死紧。
“姐，你怎么住这种地方？”
我妈正在坐月子，脸色苍白，她笑了笑，说：“挺好的，安静。”
“好什么好！”我姨把东西往桌上一放，“你看看你，读了那么多年书，有什么用？还不是在这种穷地方当个教书匠？工资还没我一半多。”
她又看看襁褓里的我，撇了撇嘴。
“还是个丫头片子。我生的可是儿子，以后是要给我们家传宗接代的。”
我爸当时也在场，气得脸都青了，想跟她理论。
我妈拉住了他，对他摇了摇头。
我姨走后，我妈抱着我，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从那以后，她们的来往，就更少了。
基本上，除了过年时在外婆家必须见一面，其他时间，都默契地避开对方。
过年的团圆饭，也成了一年一度的“攀比大会”。
我姨会给我外公外婆买新衣服，带各种城里的稀罕玩意儿。
我爸妈则只能提着两瓶廉价的白酒和一些自己家种的蔬菜。
饭桌上，我姨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她老公又升了职，她儿子又考了第一名，她家又添了什么新电器。
而我妈，永远是那个沉默的倾听者。
我从小就特别怕过年。
因为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妈在那张饭桌上的局促和卑微。
我姨看我妈的眼神，永远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
那种眼神仿佛在说：看吧，李文静，你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愚蠢。你用尽全力追求的诗和远方，到头来，还不如我眼前的苟且。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县城春游。
我妈给了我五块钱，让我自己买点好吃的。
在县城的公园里，我碰到了我姨和我表哥。
我表哥穿着一身名牌运动服，脚上是最新款的旅游鞋，手里还拿着一个遥控汽车。
而我，穿着我妈给我做的布鞋，身上是打着补丁的旧衣服。
我姨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把我拉过去，从钱包里掏出十块钱塞给我。
“拿着，去买点好吃的。看你瘦的，你妈也舍不得给你花钱。”
我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把钱给推了回去。
“我妈给我钱了！”我大声说。
我姨的脸色很难看。
我表哥在旁边笑话我：“乡巴佬，给你钱还不要。”
我气得眼圈都红了，扭头就跑了。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
我妈听完，抱着我，什么话都没说，就是不停地掉眼泪。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我发誓，我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比我表哥强，一定要让我妈在我姨面前抬起头来。
后来的十几年，我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她对我要求极其严格，我的生活里除了学*，还是学*。
而我爸，则用他微薄的工资，给我买来了无数的辅导书和练*册。
我们一家三口，就像当年我妈备战高考一样，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走出这个小镇。
而另一边，我姨和我姨夫，因为都是食品厂的双职工，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双双失业了。
这对我姨的打击是巨大的。
那个她引以为傲的“铁饭碗”，一夜之间，碎了。
他们开始学着做生意，开过小卖部，卖过早点，但都赔得一塌糊涂。
家里的日子，一下子从云端跌入了谷底。
我姨夫受不了这个落差，开始酗酒，喝醉了就打我姨。
我姨的脸上，开始常年带着散不去的淤青。
她不再穿时髦的衣服，不再烫漂亮的卷发，整个人迅速地苍老下去。
那几年，过年回家，饭桌上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姨不再炫耀了，她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
外婆看着她，不住地叹气。
有一次，外婆偷偷塞给我妈两百块钱，让我妈接济一下我姨。
我妈收下了钱，但没有给我姨。
她知道，这点钱，对我姨来说，是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施舍。
她不想用自己最讨厌的方式，去对待她的亲妹妹。
我高考那年，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我们家，成了我们那个小镇几十年来的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家庭。
办升学宴那天，镇上的领导都来了，我爸妈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骄傲和荣光。
我姨也来了。
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外套，一个人缩在角落里，看着满堂的宾客，看着被人群簇拥的我妈，眼神复杂。
宴席过半，她端着一杯酒，走到我妈面前。
她的手抖得厉害，酒洒出来一半。
“姐，”她开口，声音沙哑，“恭喜你。”
我妈看着她，没有说话。
“你赢了。”我姨说，然后仰头，把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
两行眼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我妈的眼圈，也红了。
她扶住摇摇欲坠的我姨，低声说：“文慧，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输赢。”
是啊，有什么输赢呢？
她们只是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被时代的洪流推着，身不由己地向前走。
一个用前半生的安稳，换来了后半生的动荡。
一个用前半生的苦熬，换来了后半生的希望。
谁又能说，谁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我上大学后，我妈的生活，才算是真正地好了起来。
我爸评上了高级教师，工资涨了不少。
我也年年拿奖学金，还能做家教赚钱，基本上没再向家里要过钱。
我妈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理自己。
她学着城里的女人一样，去烫了头发，买了新衣服，甚至还跟着电视学跳广场舞。
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
而我姨，日子却越过越糟。
我姨夫因为长期酗酒，得了肝硬化，没多久就去世了。
我表哥，从小被我姨宠坏了，不学无术，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混社会，欠了一屁股的债，天天有人上门要账。
我姨为了给他还债，把房子卖了，自己租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白天去餐厅洗盘子，晚上去扫大街。
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在街上碰到了她。
她穿着一身橙色的环卫工服，佝偻着背，在扫地上的落叶。
风吹起她的头发，露出了大片的银丝。
我几乎不敢认她。
那个曾经那么骄傲，那么光鲜亮丽的李文慧，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走过去，叫了她一声：“姨。”
她抬起头，看到我，浑身一僵，下意识地想用手挡住自己的脸。
“你怎么回来了？”她局促地问。
“我放假了。”我说，“姨，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挺好的。”她打断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妈呢？她还好吗？”
“我妈挺好的。”
“那就好。”她点点头，拿起扫帚，“我还要干活，你快回家吧。”
她转过身，继续扫地，背影萧瑟又固执。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得厉害。
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
我妈听完，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子菜，然后对我说：“走，我们去看看你姨。”
我愣住了。
这是几十年来，我妈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去见我姨。
我们找到了我姨住的那个地下室。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我姨正在吃晚饭，一碗白米饭，一碟咸菜。
看到我们，她惊得站了起来，手里的碗都差点掉了。
“姐？你们……你们怎么来了？”
我妈没说话，走过去，把我手里提着的保温桶放在桌子上，打开盖子。
里面是热气腾腾的红烧肉，排骨汤，还有几样炒菜。
香气瞬间溢满了整个小屋。
我姨看着那些菜，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姐，你这是干什么？我……”
“吃饭吧。”我妈打断她，语气平静，“我多做了点，吃不完。”
我姨看着我妈，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刚嚼了两下，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滴在饭碗里。
她一边哭，一边大口地吃着，像是要把这几十年的委屈，都随着这顿饭，一起咽下去。
我妈就坐在她对面，静静地看着她，没有劝，也没有说话。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对白发苍苍的姐妹，突然明白了外婆当年的那句话。
她们都是苦瓜。
只不过，一个把苦味，挂在了脸上。
一个把苦味，藏在了心里。
从那以后，我妈开始频繁地去看望我姨。
她会给她送吃的，送穿的，帮她收拾屋子。
我姨一开始还很抗拒，后来，也就慢慢接受了。
她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话依然不多。
很多时候，就是我妈在旁边织毛衣，我姨在旁边择菜，两个人一坐就是一下午。
没有抱怨，没有指责，也没有提起过去。
那些长达四十年的恩怨，仿佛都在这沉默的陪伴中，一点点地消解了。
外婆去世的时候，是她们关系真正破冰的开始。
外婆是突发脑溢血走的，走得很突然。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妈和我姨都懵了。
她们俩在医院的走廊里，隔着几米的距离，遥遥相望，都是一脸的泪。
是外婆的死，让她们意识到，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彼此了。
处理外婆后事的时候，我妈和我姨，第一次像真正的姐妹那样，并肩站在一起。
她们一起给外婆守灵，一起折纸钱，一起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戚。
累了，就靠在一起，互相支撑着。
整理外婆遗物的时候，她们在一个上锁的旧木箱里，发现了一本日记。
日记本的封皮已经泛黄，里面的字迹，是外婆那歪歪扭扭的笔迹。
日记是从1981年开始记的。
我妈和我姨，一人一边，翻开了那本承载了岁月尘埃的日记。
她们看到了关于那两张通知书的记录。
外婆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文静和文慧的通知书都到了。文慧是中专，文静是高中。我心里高兴，又发愁。文慧的路，稳当。可文静这孩子，心太高，我怕她以后要吃大苦头。她性子又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让她别念了，她跪在我面前哭。我心疼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可家里就这个条件，我只能先紧着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前程。文慧这孩子，从小就没她姐姐聪明，也没她姐姐有主意，让她走一条安稳的路，我也放心。文静，妈对不起你，妈是怕你飞得太高，摔得太重啊……”
看到这里，我妈和我姨，早已是泪流满面。
原来，在外婆那看似偏心的背后，藏着的是这样深沉而又笨拙的母爱。
她不是不爱我妈，只是用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想保护她。
她也不是更爱我姨，只是觉得，那条安稳的路，更适合她那个没什么大主意的二女儿。
日记的最后几页，写的是近几年的事。
“文慧下岗了，日子过得苦。我心里难受。我当年是不是做错了？如果当初让她也去考大学，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文静现在出息了，女儿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来看我，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可我总觉得，她心里还是怨我的。她不怨我，我心里反而更难受。”
“今天在街上看到文慧在扫地，我的心像被刀剜了一样。我的女儿啊，怎么就过成了这个样子？”
“昨天文静又来看我了，还偷偷给我塞了钱，让我转交给文慧。她说，别告诉文慧是她给的，就说是我给的。这傻孩子，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顾及她妹妹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我快不行了。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两个女儿。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她们能好好的，别再斗了。她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啊……”
日记本从我妈的手中滑落。
她和我姨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那是积压了四十年的委屈，误解，和悔恨。
她们哭的，是逝去的母亲，也是回不去的青春，更是那段被命运捉弄的，错位的姐妹人生。
外婆的葬礼结束后，我妈做了一个决定。
她把我姨接到了我们家。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妈说。
我姨看着我们家宽敞明亮的三室一厅，看着满屋子的书香气，看着我妈脸上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从容和恬淡，她第一次，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她点点头，说：“好。”
我姨住进了我们家。
她很勤快，抢着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和我妈，还是话不多。
但她们之间，有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我妈看书看报，我姨就在旁边给她递上一杯热茶。
我姨腰疼的老毛病犯了，我妈就默默地给她贴上膏药，帮她按摩。
有时候，她们会一起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看着楼下嬉笑打闹的孩子，一看就是一下午。
有一次，我问我妈：“妈，你还恨我姨吗？”
我妈摇摇头，笑了。
“不恨了。”她说，“以前觉得，是她抢走了我的机会，抢走了妈的爱。现在才明白，我们都是时代里的一粒沙，命运把我们吹到哪里，我们就落到哪里，身不由己。”
她顿了顿，又说：“其实，我有时候甚至会想，如果当年去读中专的是我，读高中的是她，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就反过来了？”
我沉默了。
是啊，会不会呢？
也许，我妈会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会计，在下岗潮中凭着自己的头脑，闯出另一片天地。
也许，我姨会在高中的苦读中败下阵来，早早地嫁人，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命运没有如果。
有的，只是一个个选择，和选择背后，需要用一生去承担的后果。
去年冬天，我姨被查出了肺癌晚期。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她很平静。
我妈却崩溃了，她抓着医生的手，反复地问：“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那么失态。
在医院的最后那段日子，是我妈陪在我姨身边。
她给她喂饭，擦身，讲过去小时候的趣事。
她们聊起了那年夏天，一起在河里摸鱼。
聊起了那棵她们一起爬过的老槐树。
聊起了她们曾经共用一个发卡，共穿一条裙子的少女时代。
她们说了很多很多话，仿佛要把这四十年来错过的话，都补回来。
我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床前，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梳着麻花辫的少女，笑得灿烂又青涩。
“这是我和你妈，十六岁的时候照的。”我姨的声音很微弱，“那时候，我们多好啊……”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祈求。
“丫头，以后，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你妈。”
我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姨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阳光很好，透过窗户，洒在她安详的脸上。
她走的时候，我妈一直握着她的手。
她在我妈耳边，说了最后一句话。
她说：“姐，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我妈没有哭。
她只是静静地握着我姨那只渐渐变冷的手，很久，很久。
安葬完我姨，我妈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她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跳广场舞，不再看那些热闹的电视剧。
她开始学着写毛笔字，画国画。
她把我和我姨那张十六岁的合影，摆在了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
每天，她都会看着那张照片，发很久的呆。
我知道，她在想念她。
想念那个和她斗了一辈子，也纠缠了一辈子的亲妹妹。
她们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两个女人的命运，被一张小小的通知书，彻底改变。
她们的恩怨，是性格的碰撞，也是命运的玩笑。
四十年的隔阂，像一座冰山，横亘在她们之间。
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座冰山，才终于在亲情的暖阳下，缓缓消融。
我常常在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1981年的那个夏天。
我妈和我姨，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无论她们选择哪条路，我相信，她们最终都会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血脉相连的亲情，更值得珍惜。
因为，当繁华落尽，当岁月老去，能陪在你身边的，永远，都只有那个和你流着相同血液的，亲人。
今年清明，我陪我妈去给我姨扫墓。
墓碑上，我姨的照片，笑得依然像十六岁那年一样灿T烂。
我妈在墓前，摆上了我姨生前最爱吃的点心，倒了三杯酒。
她抚摸着冰冷的墓碑，轻声说：“文慧，我来看你了。”
“你看，春天了，花都开了。你在那边，冷不冷？钱够不够花？”
“我最近在学画画，画得不好，你别笑话我。等我画好了，画一幅我们小时候的家，烧给你。”
“丫头很好，你放心。她现在是大公司的经理了，比我们俩都有出息。”
“你啊，在那边，就别再那么要强了。该歇歇，就歇歇吧。”
……
我妈絮絮叨叨地说着，就像我姨还活在，还在她身边一样。
一阵风吹过，墓碑旁的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回应。
我看着我妈的侧影，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孤独的影子。
我知道，我姨的离开，带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部分，叫做“过去”。
剩下的路，她要一个人，慢慢地走完了。
回家的路上，我妈突然对我说：“其实，你姨当年，比我先拿到通知书。”
我愣住了。
“那天邮递员来的时候，是她先跑出去的。两封信，她都拿到了。她看了一眼，就把那封中专的，塞进了自己口袋。把高中的那封，拿给了我。”
我的心，像是被重重地锤了一下。
“她一直都知道，我想到外面去，想考大学。她也知道，以她的成绩，考大学，没什么希望。”
“所以，她把那个更稳妥，更能让爸妈高兴的机会，留给了自己。把那个充满未知，甚至可能会失败的希望，留给了我。”
我妈的声音，很轻，很轻。
“你说，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跟我争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也许，当年的我姨，那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女，在做出那个选择的瞬间，就已经预见到了她们未来几十年的纠葛。
那不是一次简单的选择，而是一次自私与成全的交织。
她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路，同时也，用一种残酷的方式，成全了我妈的梦想。
这其中的是非对错，谁又能说得清呢？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对我姨的恨，彻底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复杂的悲悯。
如今，我妈也老了。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一看就是半天。
我问她在看什么。
她说，她在看，她和她妹妹，那失去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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