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文君
明清白话小说形容一座城市的富饶与繁荣时，常用的一句话是：“烟柳繁盛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把这句话套在我所生活的成都头上，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座因了都江堰的清流而满眼翠色的都市，自古以来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这里的生活是温柔的、温情的、温和的，也是温情脉脉的。一个人一旦在这样的城市生活久了，你甚至很难再想起远方的事物，仿佛世界就是成都，成都就是世界。因此，当我写下黄土高原这个词语时，突然有一种遥远的苍凉与悲怆扑面而来。我知道，我是在关心与我的都市和都市的红男绿女毫不相关的另一重风景——那是一片远离了翠色与柔美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宿命的黄土堆积成了宿命的高原，宿命的高原养育着宿命的人子。
就像一篇冗长枯燥的文章中突然闪现的惊人之句，黄土高原就那么落寞而又意外地横亘在了北中国。这片横贯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数省区的高原，它西起青海湖，东至太行山，北抵长城，南达秦岭，在如此广阔的大地之上，黄色成为唯一的主色调。当飞机刚飞越了原本绿意苍劲的川陕边境秦巴山地，紧接着进入眼帘的便是那触目惊心的黄：黄的山、黄的卯、黄的沟、黄的河，仿佛上苍把天底下的黄都集中到了这里，这里才显出如此与众不同而又刻骨铭心的黄。
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如此雄奇的高原，它竟然是由一粒粒细小的黄沙堆积而成。大约数千万年前——那时候人类还在遥远的未来等待问世，南中国的山川还出没着恐龙们高大的身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强劲的西北风夹带着大量的黄沙由今天的蒙古高原一带向东南吹拂。当风力渐弱，这些风中的沙土尘埃落定，带着微弱的风的声音慢慢落向地面。一年过去了，一百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一千万年也过去了，漫长的时间让海枯石烂和沧海桑田这些我们惯常用来喻指永恒的事情都真实地发生了，大约在距今两百万年前——这时候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已经有了原始人群生息——黄土高原形成了。科学家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每形成一厘米左右的黄土层，所需的时间是一百年到两百年，而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黄土的厚度深达数百米。面对如此邈远的时光，你没法抑制心中那份油然而生的感慨。
大自然的作用并非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且神秘的整体。一方面，远古的风沙不断堆积；另一方面，从更晚近的时候开始，流经黄土高原的那条被我们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及其支流不断冲刷着高原，大量的土壤被带走，成为山东半岛外黄河入海口的无数沙洲，黄土高原则被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流水分割出无数的沟沟壑壑。
透过飞机的舷窗，黄土高原就像一只生动的沙盘，浅浅的黄河如同一条黄色的丝带在沙盘中间绕来绕去；人造卫星在地球赤道上空发回来的照片则让我们隐约看到，在北中国的腹地，那片赤裸的黄色隐藏于大片大片的绿色之中，像是地球的一道年代久远的创伤。
然而，这道创伤却是中国人的宿命，也是中华文明的宿命。按史学大师黄仁宇的说法，黄土土质疏松，宜于我们的先民仅仅依靠最原始的农具——比如木犁和稍后的青铜犁就能耕种，而不像南方那些土质相对坚硬的紫土和红土，必须等到有了铁农具之后才可能大面积开发，这样，最早的农业文明在黄土高原诞生了。同时，黄河的不断泛滥成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统一有序的防御，于是，一个大一统的、政令畅通的政府也因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应运而生。
因此我们看到了作为十二朝帝都的西安，这颗黄土高原上最耀眼的明珠。秦砖汉瓦，天街御道，汉代宫阙，唐时遗物，农耕文明时代的繁荣与富强曾经是西安脖子上最漂亮夺目的项链，而这一切居然都由这片现在看起来如此贫瘠的黄土高原所培育，真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但西安业已成为一座历史的废都，自从唐代以后，这座城市便从此告别了作为帝国都城的历史。当南方渐次开发，蔚蓝的大海以另一种文明暗示着历史的进程，于是，黄土高原的辉煌都写进了夜来的风雨中。
必须承认，黄土高原已经不是一块宜于人类居住的土地。干旱，干燥，家常便饭般的风沙，一个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严重警告。科学计算表明，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已经达到了每年一厘米的地步，也就是说，一年流失的水土，需要一百年到两百年才能堆积形成。
水土流失的直接后果是土壤肥力下降。古人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然而，这贫瘠的高原上，有时候春种百粒粟，秋收还不到十颗籽。黄土高原的许多村庄旁边的陡峭山坡上，春天是瘦弱的麦苗，秋天是开着小花的土豆，它们在风中瑟瑟抖动的身影，让人无端联想到了一种叫作宿命的东西。
西海固是宁夏西吉、海原和固原的合称，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黄土高原的生存条件已经够恶劣了，这里则是恶劣中的恶劣，艰难中的艰难。作家张承志用生动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生存状况，那是怎样的一种艰难与坚强呢：
“在汉代画像石中描画过的原始技术2000年来丝毫未变：两牛抬杠的犁耕，抡甩连枷的脱粒。黄泥小屋前有一块光滑的打麦场，冬天那里矗立着两个草堆：一堆大而发黄的是麦垛，一堆小而发黑的是胡麻垛。大堆供着一年的吃食；小的碾油卖钱，挣来一年最低限度的花费。
你默默地离开那片光滑的打谷场，你登上赤石嶙峋的荒山之顶再回头望去，一片悄然寂静的小山村正在那黄色的荒山浪谷里静卧着，村头有一座醒目些的建筑，那建筑顶上有一轮金属的镰月在黯淡发光。”
人类的伟大和可贵之处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即便宿命难以更改，但也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属于自己的欢乐与幸福。唯其如此，我们才惊讶又欣喜地发现，正是黄土高原这片如此贫困的土地，诞生了那么多洋溢着生命激情的东西：秦腔、山西梆子、信天游、蓝花花、陕北剪纸、安塞腰鼓……
少年时读书，我曾经十分不解，为什么伟大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在为苦难天才梵高立传时，要将书名题为《热爱生活》——既然梵高一生过得那样的悲惨，那样的不堪回首，怎么还能叫热爱生活？一个人难道会在如此这般的逆境里反而更加热爱更加渴望那样的生活吗？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开始明白一些需要曾经沧海才能明白的道理：当生活的苦难如同沉重的黄土扑面而来，而我们又无力改变之时，我们唯有以乐观与向上的笑容去迎接。也就相当于哲学家一再表述过的主题：真正的人应该在宿命的荒诞中担当命运。
也许，只有当物资匮乏到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命需要时，人才会以精神上的追求来寻觅幸福与欢乐。当你在黄土高原上行走，那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不论老人还是小孩，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是这片黄土养育的高原人，你就会发现，他的微笑是那样天真，天真得没有任何杂质；而每一条渴望清清泉水滋润的喉咙，都能信口唱出最高亢最忧伤的信天游。
因此这里才有人世间最炽热的情感，也才有人世间最质朴的嗓音，当他们把宿命当作缘分，像一株株乐观而又执着的酸枣树一样扎根于深深的黄土，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莎士比亚要借他笔下的人物之口撕心裂肺地喊道：上帝啊，即使你把我关进一只胡桃核里，我也能把自己当成拥有无限疆土的君王——世界也许很小，心却可以无穷大，而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远。现实生活的苦难，大可以在心的梦想中得到解脱，升华。
葬身大漠的旅行家余纯顺在他的日记里记述过一件令我一直难以释怀的事：有一年春节，他行进到了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实在太小，其实就是一家人。热情的主人接待了风尘仆仆的旅行家，他们为他端上了一碗面条。正当余纯顺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时，偶然的一瞥让他惊呆了：他发现主人一家都在啃着冰冷的土豆，两个孩子的眼睛一直落在他的那碗面条上。那一刻，余纯顺放下饭碗，泪流满面。那一个春节，他掏出了身上几乎所有的钱，为主人一家买回了几袋面粉，甚至还有几挂鞭炮。当鞭炮的声音伴着雪花落地的声音在高原上响起时，我想，所有外在的苦难都已不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种永恒的爱意和温暖。
此刻的成都已经是烟花三月，一片妖桃艳柳，时髦的女子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动人的春装，蜿蜒而去的府南河两岸和郊外大大小小的农家乐，到处是打麻将的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自得而又优雅，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从这座城市北上，当飞机飞越了高高的秦岭，当一大片漫无边际的黄土如期而现，有另一种生活在以另一种方式徐徐展开。
这时节的黄土高原，寂静的天空一定还飘着寂静的雪花，黄河的冰还没有化，这条奔腾了大半年的母亲河，难得有如此的宁静。而高高的黄土梁上会有一排排破旧或整齐的窑洞，洞前的窗上贴着好看的窗花。一株光秃秃的酸枣树孤独地挺立在院坝里，树下，一个穿红衣服的少女静静地望着通往山下的小路。也许，她在等我，也许，她在等待宿命的又一个春天。忽然有一天，当她老了，当她永远没有等到她想要等的人，雪还会这样不慌不忙地下，黄土还要这样亘古如一地温暖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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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文君（从未有过笔名），男，四川崇州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新华每日电讯》《中国国家地理》《环球人文地理》《四川文学》《三峡文学》《四川日报》等报刊。已出版散文集《风中的歌唱》《自己的大地》、诗集《雪落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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