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门的时候，他正对着镜头。
灯光打在他脸上，棱角分明，是我没见过的样子。
记者把话筒凑过去：“能说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人吗？”
他笑了，嘴角扯了一下，像刀划开的口子。
“有啊。”他说，眼睛直直看向门口的我，“我最恨施舍者。”
空气凝固了。
记者顺着他的目光转过来，摄像机的红灯还亮着。
我手里拎着水果，塑料袋窸窣响，声音大得吓人。
“陈老师？”记者认出了我，“您怎么……”
“路过。”我把水果放在门边的矮柜上，塑料袋子黏在手上，扯了一下才松开。
他站起来，走过来，挡在我和镜头之间。
“介绍一下。”他声音很平，“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资助我十年的恩人。”
他把“恩人”两个字咬得很重，像嚼碎玻璃。
记者眼睛亮了，那是嗅到血腥味的眼神。
“陈老师，您对周扬先生的话有什么回应？”
我看着他。
周扬。
十年前他叫周石头，蹲在村口土墙根下，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冻得发紫。
“没什么回应的。”我说，“他说得对。”
周扬的眉毛跳了一下。
他没想到我会接这话。
“陈老师谦虚了。”他转过身，背对镜头，脸上表情只有我看得见——那是一种冰冷的得意，“没有您的施舍，哪有我的今天？”
“不是施舍。”我说，“是借。”
房间里静了一秒。
“借？”周扬笑出声，“您记错了吧？白纸黑字的资助协议，需要我拿出来吗？”
“你拿出来。”我说。
记者左右转头看我们，话筒在两人之间挪动。
周扬的脸色沉下去。他没想到我会顶回来。十年了，我从来没顶过他。
“陈老师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他对记者说，手却伸进西装内袋，真的掏出一个旧信封。
信封边缘磨得发毛，他抽出几张纸，抖开。
“看清楚。”他把纸举到镜头前，“资助协议，自愿无偿，不需要偿还。您签的字。”
我凑近看了看。
“这是复印件。”我说，“原件在我那儿。最后一页有附加条款，你撕掉了。”
周扬的手僵在半空。
记者凑过去看复印件：“周先生，这下面确实有撕掉的痕迹……”
“那是无关紧要的附件！”周扬的声音高了，他意识到失态，又压下来，“陈老师，这么多年我一直感激您，但感激不代表要接受您对我人生的控制。您让我报师范，我听了；您让我回县城教书，我也听了。可我现在想走自己的路，有错吗？”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我问。
他噎住了。
记者插进来：“陈老师，您能具体说说吗？”
“没什么好说的。”我转身要走。
周扬抓住我的胳膊。
他的手很用力，指节发白。
“今天当着镜头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他盯着我，眼睛红红的，“十年，我活在你的影子里。每一分钱都要记账，每一封信都要汇报思想，考了第二名都要写检讨。这是资助还是改造？”
我看着他抓我的手。
“账本你还留着吗？”我问。
“留着！当然留着！”他松开我，从包里掏出一个硬皮本，狠狠摔在矮柜上，“一千四百三十五笔支出，最大的一笔是大学学费，五千块；最小的一笔是两块五毛钱的铅笔。我他妈记了十年！”
本子摊开着，密密麻麻的字，工整得可怕。
记者拍特写镜头。
周扬喘着气，胸膛起伏。
我拿起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这里，”我指着空白处，“你忘了写最后一笔。”
“什么最后一笔？”
“你母亲葬礼的钱。”我说，“三千七百块，我垫的。你说以后还。”
周扬的脸白了。
“那……那是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就不用还了？”我合上账本，“你说得对，是施舍。”
记者看周扬的眼神变了。
周扬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精心准备的戏，被我撕开一个口子。
“葬礼的钱我后来还了！”他猛地想起什么，“我工作第一个月就汇给你了！”
“汇了多少？”
“四千！多出来的当利息！”
我从外套内袋掏出一个小本子，更旧，边角都磨破了。
翻开，找到一页，递给他。
“你母亲葬礼，实际花费五千二百块。我垫了三千七，你自己凑了一千五，记得吗？棺材钱不够，用的是最薄的板子。”
周扬的手指在发抖。
“你工作后汇给我的四千块，我收到了。”我继续翻本子，“同一天，我以你的名义捐给了县福利院，收据编号在这里。你要看吗？”
记者完全懵了，镜头在我俩之间摇摆。
周扬夺过我的本子，疯狂地翻。
那些褪色的钢笔字，记录着他十年来的每一件事——不只是钱。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七日，石头感冒发烧，校医室不肯赊账，我去付了药费，八十三块。他说谢谢陈老师，哭了。”
“二零一五年六月，石头中考全县第三，教育局奖励五百块，他全部买了营养品送给我。我让他退掉，把钱给了他奶奶。”
“二零一七年九月，石头说不想念高中了，要打工养家。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说，陈老师我继续读。”
周扬翻页的手越来越慢。
他的呼吸声粗重起来。
“这不是账本。”记者小声说。
“这是账本。”我说，“人情账。”
周扬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崩塌。
“你为什么……不早给我看？”
“你也没问。”我说，“你只记得我逼你记账，不记得我为什么逼你记。”
我把本子拿回来。
“你奶奶老年痴呆，把你母亲留下的金戒指藏进灶膛，差点当垃圾烧了。是我从灰里扒出来的。”我说，“从那天起，我让你记账。我要你记住，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也不能丢。”
周扬后退一步，撞到矮柜。
水果袋掉下来，苹果滚了一地。
记者关掉了摄像机。
“周先生，今天要不先到这里……”
“别关！”周扬吼了一声，他蹲下去捡苹果，手抖得厉害，捡起来又掉下去。
我看着他捡。
十年了，这个蹲着的姿势，和村口土墙根下那个少年重叠在一起。
他终于捡起所有苹果，抱在怀里，站起来。
“陈老师。”他说，“戒指的事，我不知道。”
“你奶奶第二年就走了，没来得及告诉你。”我说，“戒指我存着，等你结婚时给你。”
周扬的眼泪掉下来，砸在苹果上。
“对不起。”他说。
“不用。”我转身，“我走了。”
“陈老师！”他追到门口，“那……附加条款是什么？”
我停在走廊里，没回头。
“原件在你老家堂屋的梁上，用油布包着。你自己去看。”
门关上了。
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像受伤的动物。
三天后，周扬回了老家。
他在梁上摸到了油布包，灰尘很厚。
打开，里面是那份资助协议原件，还有一封信，字迹是他奶奶的——歪歪扭扭，只有小学文化的老人写的。
“石头：
陈老师怕你心里负担重，不让说。你妈走时欠的医药费，是陈老师瞒着家里人拿的房子抵押款还的。后来他老婆为这事跟他离了。
协议是他写的，他说资助不要还，但奶奶非要按手印。下面那条撕掉的，是奶奶按的指印：周石头工作后，必须帮助下一个孩子，像陈老师帮他一样。
这不是债，是灯。点了灯，路才亮。
奶奶。”
周扬在梁下坐了一下午。
黄昏时，他给我打电话。
我接了，没说话。
“陈老师。”他的声音沙哑，“我看到了。”
“嗯。”
“您房子的事……”
“早赎回来了。”
“您离婚……”
“过去了。”
沉默了很久。
“那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他说，“我找到了。”
我挂了电话。
窗外天色暗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
又过了一个月，县电视台播了个专题片，讲乡村教师。
镜头扫过破旧的教室，最后停在周扬脸上。
他站在讲台上，下面坐着十几个孩子。
记者问：“周老师，为什么放弃省城的工作回来？”
周扬笑了笑，那笑容很平静。
“因为这里需要点灯的人。”他说。
片子末尾，字幕滚动。
特别鸣谢名单里，有我的名字。
周扬坚持要加上的。
我没看完整节目，关了电视。
手机亮了一下，银行短信：收到转账五千二百元，附言：棺材钱。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它暗下去。
然后我打开抽屉，拿出那个金戒指，很细的一圈，已经没什么光泽了。
该找个时间还给他了。
又或者，再等等。
等下一个需要光亮的孩子，走到他面前。
他会知道该怎么做。
灯传下去，路就一直在。
哪怕点灯的人，曾经也怕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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