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修为，是改造自身，完善自我，提升自己的一个重要事业。
人生一切伟大的成就、贡献和功业，无不系于自身的修为。
在这一人生事业中，既要有理想目标和立场原则，又要有道德依据和理性遵循；既要有情感志趣和人性宗旨，又要有人生乐趣和生活载体。
人生道德上的“无入而不自得”（《中庸》），也就是理性精神自由的境界，非得经历涵养本源的心灵修养和克己复礼的意志洗礼所不能。
今天，我们就围绕孔子的以下论说，来谈一谈人生价值追求和修为问题。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孔子的这四个理念主张，无疑是人生修为实质内涵的概略之说。
这一论说，言简而意赅，内涵深刻而丰富，握要可以治详，具有提纲挈领之要义，纲举目张之精要。
按照这样的工夫路径进行修养、修为，思存而操持，涵养而省察，也即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就能达致“无入而不自得”，洒脱而自然的人生境界。
人生修养无间歇，修为无间断，学*无止境，性情改造无止期。
在人生修为上，修于道，是从心灵上切入，是志仁而无恶；修于德，是从自得上操持，是居安而资深。
修于仁，是从行为上落地，居仁而由义；修于艺，是从细节上陶冶，是以文艺化之。
志于道：心为主一，方能分定不迁。
“志于道”之“志”，是心之所之，一心向往的意思；“道”者，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包括道德理义，人伦准则。
心知道而必归依之，则所适者正，而无有他歧之惑。
人生的“志于道”，以知道为前提和基础。
人的一生，既知学问之道是不由道则不可以成人，就会心向往之，确立为人生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定立为人生信仰和信念。
人的志向一旦坚定，心能主一，则人生就被赋予一以贯之的价值指导和制导，心性分定，而不会左摇右摆，无所适从。
道为人生真理、信念，当要“守死善道”（《论语·泰伯》），矢志不渝。
从道与德的价值内涵上言，“道”大而“德”小。
道者，包括道德和道术，内涵目标理想、路径办法、形式举措等，此非德之所有。
人生的“志于道”，实是“尚志”（《孟子·尽心上》）上“居仁由义”的人生价值坚守。
志立，则道自得为德。
立志，为人生修为之本。人生有有志而无成者，然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在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看来：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悟真录·文录四》）
志向已定，则有性命根本，而可分定不迁，弘道上方可不畏任重道远。反之，徒劳无功。
人生诚有求圣贤之志，必思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之人格，而有学问之功，看齐追随，尽心尽力。
人生无志，必然因循苟且，随俗*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庸俗不堪。
志于道德者，分定不迁，功名、富贵不足累其心。
在明代儒家学者刘宗周看来：
“人有生以来，有知觉便有意向，意向渐常而渐熟，则*与性成而志立焉。人虽匹夫，必有志也。”（《刘宗周全集·说·立志说》）
人生不能无志，无志则不知其所。不思顶天立地做个人，岂不辜负了一身灵性！
志之立，又有不同价值趣向。
志于货利、声色者，惟知有货利、声色而已，视天下之物无以易吾之货利、声色，往往捐生以殉之。
有志于道，惟知有道而已，视天下之物无以易吾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然立志亦不得浮慕。”
人生既不可泛用其心，又不可杂用其心，而当一心志于道。
“人生开头露面，要做天地间第一等人，第一件事，不是胡乱摸索一场，须直下发个皈依心，思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灵于万物者是何体段，思士之所以希贤、贤之所以希圣是何工夫，于此信得及，更不作含糊牵制想，方是‘笃信’，可谓志于道矣。”（《刘宗周全集·论语学案·泰伯第八》）
人生“志于道”，思天命之性、人心之灵，思人事当为之工夫，然后笃信而不失，矢志不渝，一以贯之，方可做天地间第一等人。
“君子之于道也，必至于善而后要其成。义之精，仁之熟，从容中道，圣人也。”
人生“志于道”，实是止于至善，而集大成，达致圣境人格理想，体验人生高贵之性。
圣境的义精仁熟、从容中道，非“志于道”所不能。人生之于道，是真知而信之难。
在笃信其道上，当有如知水火不可蹈而信之，知饥渴于饮食而信之一样，坚信而不疑，笃定而不迁。
据于德：心有依循，方能行有所止。
“据于德”之“据”，是执守、依据之义。“德”者，是道信然有诸己而为心之真得。
心之“据于德”，要在守道不失，由仁义行，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
人生之道，待有其人而后行，此即是“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中庸》）的价值意蕴所在。
人生既有伦理五常的“五达道”，便必有知、仁、勇的“三达德”。有其德之至，方有道之致。
道是必由之路，德是必行之性。知晓德为实现人格理想、人生价值目标的根本，则据之而不失、无间。
“德”者，既为道的有诸己，就会成为心灵信念、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
人生之德，既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人性道理和伦理准则，又包括忠信诚敬、勇敢刚毅等工夫之德。
从德与仁的关系内涵上言，“德”大而“仁”小。
“仁”为德性的价值核心和宗旨，其他德性和工夫之德要以之为统领和依归。
人生的“据于德”，是由衷而发，根于心而分定，亦即是“诚于中，形于外”（《大学》）的表里如一。
在宋代儒家学者陆九渊看来：
“苟能据之而不失，亦必日积日进，日著日盛，日广日大矣……故夫子诲之以‘据于德’。”（《陆九渊集·<论语>说》）
德之在人，固不可求全责备，但不可不尽心尽力，日著日盛，日广日大。惟人有德而不能据，则其所能者亦必是日失日丧。
依于仁：行有宗旨，方能左右逢源。
“依于仁”之“依”，尽从而不违之谓。
“仁”者，既是德性的核心价值，统摄着其它诸德；又是其它诸德的根本，决定着行为的指向。
由仁以为，无终食之违，则无适而非仁之流行。存养之熟，私欲尽去而心德全，方能“依于仁”。
仁为道德的核心价值，是义礼智信之根本。犹如无适无莫而“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一样，“依于仁”是惟仁是依，一切道德行为都要之“仁”为宗旨和归宿，以“仁”作为人道之正的唯一指向。
坚持以仁为根本原则和第一价值，则一切人生修为和所有事功作为，都要以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仁者涵礼义，礼义以行仁。
其中，仁是评判和检验道德行为的最终和唯一标准。
“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
人生的“依于仁”，体现了尚仁而恶不仁的价值理念。
对于人生来说，仁之价值至高无上，方能惟仁是依；不使不仁加身，方能“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而无求生以害仁。
人生的“依于仁”，既是“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而有诸己的“自得”，又是居安资深的“取之左右逢其原”。
人的一生，若能“依于仁”，则一切道德行为无不贯彻了仁的价值旨归。
“使能于其所不能泯灭者而充之，则仁岂远乎哉？……故夫子诲之以“依于仁”。”（《陆九渊集·<论语>说》）
人性所不能泯灭者，受天地之中，有一心之灵，便是仁。
圣人所为，安行于仁；常人固不能尽为，然必有为于仁，方能待人处世。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
“礼何放于义？从其等而宜之为礼也。义何放于仁？准其心而安之为义也。故礼依于仁以为本，惟仁至矣。”（《船山遗书·尚书引义·高宗肜日》）
礼放于义，义放于仁，惟仁为至。
从理一分殊上言，仁之大，可统一仁义礼智信五德。从分殊一理上言，义为仁心之则，礼为仁义之符，智者知仁道而已，信者信于仁而已。
游于艺：趣有陶冶，方能无不自得。
“游于艺”之“游”，是玩物适情之行为。“艺”者，为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是人生至理所寓而人伦日用不可或缺者。
人生之中，亲其师而安其所学，乐其友而信其所道，无非是艺。
人生的“游于艺”，旨在博其义理之趣，达致应接事务有余而使心无有放失之患。
人之兴趣爱好，关乎人之品性，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乐趣。
闲暇无事时之乐，体现着人之志趣、作风。
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和文体活动，既可陶冶人之性情，又可培养人之志趣。
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既可以改变人，便要注重对人之八小时外爱好兴趣、作风形象的培养和塑造，这些皆属于“游于艺”的范围。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还要注重抓好社交圈、生活圈和朋友圈的净化管理和监督。
在古先哲看来，艺之兴，基于民心有智；艺之造，旨在有理之陶冶。人生事繁而莫之能理，则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
在东汉学者徐干看来：
“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圣人之所不能已也。艺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中论·艺纪》）
德为艺之根本，德者以道诚身，艺者以事载德。
艺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实是德之所著。德与艺二者，不可偏行，不会独立。
人之于艺，在于美育其材。既修其本质，又加以文饰。艺以度乎德行，则美德在心中而畅于四肢，内实纯粹而光辉外著。
正如木无枝叶则无以丰其根干一样，人无艺则无以成其德，不能文质彬彬。盛德之士，文艺必彰。
“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匮，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
人生通晓群艺之实情者，可与其论道之本质；识得群艺之华饰者，可与之讲事之业务。艺以载德，无德则艺贱。
“艺者，心之使也，仁之声也，义之象也。故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
艺于行道、载德而依于仁，则可以和理人心，协理人事，达致大顺。
“艺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者也。游于其间，固无害其志道、据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于是而有可见者矣。”（《陆九渊集·<论语>说》）
志道、据德、依仁，最终要落实在“游于艺”之上。“游于艺”，则道德、仁义方证验于日用之中。不能“游于艺”，则道、德、仁无以证见于实践之中。
在道德与艺之间，主于道德则私欲消，而艺之趣亦可上进。反之，若片面主于艺而私欲炽，则道德亡，而艺也不可进步。
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琴所以养吾之德性，棋琴之艺即是道德之措，二者岂可脱离？
在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看来：
“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传*录下》）
从人生修为之艺上言，艺必载义，而为理之所宜。
在明代儒家学者王畿看来：
“夫举业一艺耳，志于道则心气清明，不惟德修，而业亦可进。”（《王畿集·天心题壁》）
基于道德、仁义而“游于艺”者，是上等的举业，功德彰著，而声名著显。反之，偏志于艺则心杂气昏，德必丧而业必不进。
人生修为：四者无一可废，无一可缓。
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论说，揭示了改造人的系统过程和要素，集信仰教育、文化塑造、作风管理和环境熏陶于一体。
盖学莫先于立志，“志于道”则心正而无有邪趣；“据于德”，则道得于心而有所依循；“依于仁”，则仁德常用而惟仁是依；“游于艺”，则小节不遗而动息有养。
学者于此，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坚持本末兼该、内外交养，使之日用无间而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入于圣贤之人生境界。
道不立，德不据，仁不依，艺不治，则无以为圣贤之器。
“志于道”，是一心向圣路上行，欲学做圣人事，走正路，树立远大目标理想。
“据于德”，是志道工夫既成之后，将向之所志实得于己，有所执据、遵循。德缘志道而得，而特进以据守之功，服膺而不失。
“依于仁”，是据德工夫既熟之后，道德与心为一，心安理得，而片时不可脱离，一刻不可脱舍。仁缘据德而性足用，而进以依之功，则德性常循而私欲不杂。
“游于艺”，是依仁之功既笃之后，形于外而躬行实践，落实在日用伦常、事务之中，小事不遗，而动息有养。道德无可遗，仁义不可失。
在明代儒家学者王廷相看来：
“古人之学，先以义理养其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也。复以礼乐养其体，声音养耳，彩色养目，舞蹈养血脉，威仪养动作是也。”（《王廷相集·慎言·君子篇》）
以义理养心，内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修为工夫，实是养其在内。以礼乐养其体等，是养其威仪养动在外。内外交相养，则动合理义，而艺与道德仁合为一体。
在明代儒家学者刘宗周看来：
“学要于求仁，而其功必始于辨志。才辨志，便以道为的，则进学有其基矣。志之者，欲其得之也，故继曰据德。以身据之，又不可不以心安之，故继曰依仁……志道之后，其所得力于六艺之途者深乎？故终以游艺合焉。”（《刘宗周全集·论语学案·述而第七》）
仁，既为人性，又为人道。率性为道。
求仁之工夫，必始于立志，明善而以道为标的，铸牢根基，坚定信念。人生当以志仁为本，不志于仁，便不能当道。
心有志趣、志向，则必欲其自得，自得其道便是“据于德”。
道德自得，内化于心，安而行之，便是“依于仁”。德之体即仁，仁之承载者即是艺。心有志向和道德仁义遵循，便要发之于外，身体力行，此便是“游于艺”。
“依于仁”而不能“游于艺”，是偏内而遗外，而不可表里如一。外以实履其事，涵泳其趣，是据德、依仁之工夫，内外合一。
艺者，非必是道，而有其理即道之所寄，返身证之，德在而仁亦在。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
“四者无一而可废，无一而可缓，分之而用心之际其辨甚微，合之而交至之功其用则一。至始之始，即无偏至之功；成德之余，不舍交资之益；学圣之功，全于是矣。”（《船山遗书·四书训义·论语·述而》）
学圣之功，全于志道、据德、依仁和游艺四个工夫。
在圣学上，四者无一可废，则不可或缺，不可舍交资之益；无一可缓，则齐头并进，不可有偏执之功。四者相得益彰，无不自得其所。
游艺之功，与志道、据德、依仁相为终始，特以内治为主，外益为辅。
志道、据德和依仁之功，与生终始，何有一日告成功而他图游艺？
志道、据德、依仁，有先后之序，是德得于志道之余，而仁现于据德之熟，由浅入深，由偏向全。三者无轻重之别，在于道、德、仁三者一体，皆是第一价值。
志道、据德、依仁与游艺之间，有轻重之分，在于道、德、仁三者为道德之性，而艺属于事。从内外交相养上言，又无先后之序。
对于人生来说，志道笃则德成于心，据德熟则仁显于性。德为道之实，而仁为德之全；据与依之修为，旨在保其志道之所得，而恒其据德之所安。
人生修为之艺，与道相为表里，而非因依仁而始有。
艺之游，乃依仁之后耳顺、从心之效，非是恣志自得，游戏徜徉之适意。
《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在塑造中国人文价值和人道精神上具有深刻而隽永的影响。现今，我们很多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都与之有着基因传承的关系。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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