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在北京被处决。他和另外五位维新人士一同遇害，后世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这件事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重新掌权，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维新派被捕。谭嗣同当时正身处事端中心，他没有逃走。得知有人要废黜光绪，他连夜去找袁世凯，请袁用新军保护皇帝，结果袁把这事告诉了保守派。事后谭嗣同被抓，押入狱中，临刑前写下了几句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种面对死刑的语气，平静又决然，挺让人印象深刻。
回到事情的具体经过，谭嗣同在九月初被授予京官身份，负责审阅奏章、起草变法谕旨，并在光绪和康有为之间传话。他是实际参与安排和推动改革的人之一。变法进行时，他还替皇帝写文件，组织材料，承担了不少实务性工作。随着保守势力的动向越来越明显，维新派内部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但谭嗣同决定留下来应对后果，这一步直接把他推向了被捕的终点。
在回到湖南之前，他在京、沪、宁等地来回活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密切。1898年6月，光绪下令推行新政，谭嗣同被召回京任职，这是整个事件走向高潮的导火索。事情发生得快，变法不到三个月就被扼杀，许多参与者措手不及。谭嗣同试图用制度和文字去改变现状，最终却碰上了政治力量的强力反扑。
这之前，他在湖南的动作也不少。1898年2月，他最后一次回到湖南，全力投入地方维新：参加南学会的议事，负责讲授天文，还作为主要笔者参与创办《湘报》。他和唐才常等人在地方上直接和保守派冲突，组织讲学、办报、推行新学，目标是把变法思想拉到基层去。1897年11月，他曾向巡抚陈宝箴建议成立南学会；在地方办学、办报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常常奔走于长沙、浏阳、南京之间，忙得不可开交。
再往前看，他写作和思想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1896年冬到1897年春，他完成了《仁学》一书，全书分上下两卷，总字数在五万字上下。书里有两部分主旨：一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认为“仁”是联系万物的根基，人和天地万物本来可以做到一种内在的通达；他把差别、对立看作是人妄加分别的结果，灵魂是永存的，可以转生，物质的得失应该看得淡一点，更重视精神的净化。二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他攻破了君权神授的理据，提出统治者本质上是为民服务的，若不能为民，就应被罢免或推翻。他写得很直，连清朝开国时的一些暴行也摆上台面来指责，连对太平天国的同情也有所表露。书稿在他死后才公开，后来对早期的革命宣传有一定影响。
写成《仁学》时，他的思想既受传统儒学影响，也掺入了佛学和康梁新学的影子。1896年前后，他在北京接触到不少佛学人物，又在南京当了一年候补知府，跟杨文会研*法相宗和华严宗的佛理，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哲学思考里。与此同时，他也常往上海跑，和梁启超等人交流，吸收新的思想和政治策略。
再往更早一点，他的社会活动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始动。1885年起，他走过西北、华北和东南各省，一方面钻研明末清初像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接触一些西学。甲午战争之后，他对清朝的腐败和卖国现象非常愤慨，觉得国家必须立即改换治理方式。他主张取各国之长、去各国之弊，并提议从教育和学术改革入手。回到家乡浏阳后，他和朋友在地方上办学校、办学会，1897年成立浏阳算学社，这类实践与他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在更务实的层面上，谭嗣同也做了不少组织工作。他曾是《时务报》董事，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组织戒缠足会，推动测量学、农学、矿学等新门类在国内试行。他还出钱支持湖南的时务学堂，倡议成立不缠足会，认为从改变教育和风俗开始，社会才能慢慢转变。这些活动看起来有点琐碎，但放在当时的中国，是颇为前卫的尝试。
个人出身上，他1865年出生在北京，字复生，号壮飞，家里是官宦家庭。他父亲谭继洵曾在户部、甘肃和湖北等地任职，家庭背景为他后来有机会接触更广的文化圈提供了条件。年轻时的游历和读书培养了他兼收并蓄的*惯，既能翻经史，也愿听西学，思想上有杂糅的倾向。
关于对太平天国、对妇女、对民族经济的看法，他在文里都有具体论述。对太平天国，他并没有一味否定，更多是同情其出于对官僚压迫的反抗；对妇女遭遇，他批评封建纲常的残酷待遇；对资本和工商业发展的阻碍，他也看到了清廷的保守与短视。这些论断在当时都带着很强的挑战性，容易得罪朝廷保守派。
他的一生有不少转折点：由学者变为维新组织者，由地方教育者走到朝廷的决策圈，最后以一己之身承担政治失败的代价。那些年他到处奔走写文章、办学、开会，既动笔又动手，属于那种既做思想又做组织的类型。很多人说他的死是悲壮的，这话有点夸张；但他留给后人的文字和组织经验确实成了后来变动中的素材。
九月二十八日那天，他被带到刑场，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和杨深秀一道结束了生命。这件事在当下就是这样，时间、地点、人和事都留在官方和私人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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