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凌晨四点半就醒了，不是闹钟催的，是腰上的旧伤在隐隐作痛。他翻了个身，尽量不吵醒身边的妻子李秀兰，黑暗里能摸到床板上的裂纹，这张床跟着他们搬了三次家，从农村老家到县城出租屋，再到现在城郊的简易民房，睡着总比工棚舒坦些。
悄悄摸下床，厨房的灯泡接触不良，忽明忽暗。王建国舀了瓢凉水洗脸，冻得一哆嗦，脑子立马清醒了。案板上放着李秀兰前晚蒸的白面馒头，还有一小碟咸菜，他揣了两个馒头塞进帆布包，又从柜子里翻出母亲的降压药，数了七片装进小塑料袋，塞进上衣口袋 —— 今天得顺路给母亲送过去，上周就该送的，工地上赶工期，连着加了三天班，硬是没抽开身。
五点十五分，村口的路灯还亮着，王建国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电动车往工地赶。天刚蒙蒙亮，路边的早点摊已经冒起了热气，油条的香味飘过来，他咽了口唾沫，没停。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工头说开发商没拨款，再等等，可家里的开销不等人，母亲的药快没了，儿子王磊下个月要交高三学费，还有房租也该续了。
工地在城东的新楼盘，刚盖到第十八层。王建国是木工，负责支模板，每天要扛着几十斤重的钢管和木板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安全帽的带子勒得额头发紧，他抹了把脸上的灰，和工友老张打了个招呼。老张比他大五岁，常年在工地上晒得黢黑，手里拿着个啃了一半的窝头：“建国，你妈那病咋样了？”
“还那样，靠药顶着。” 王建国把帆布包往墙角一放，拿起扳手开始检查工具，“上周去医院复查，医生说得注意休息，不能累着，可她哪儿闲得住，在家还得喂鸡喂鸭。”
“你也别太拼，” 老张叹口气，“昨天小李从架子上滑下来了，幸好只是崴了脚，咱们干这行，安全第一。”
王建国点点头，心里清楚。可他不敢停，四十五岁的人了，没文化没手艺，除了在工地上卖力气，别的活儿也干不了。妻子李秀兰在小区超市当理货员，一个月三千块钱，够两个人的基本开销，可加上母亲的医药费和儿子的学费，就捉襟见肘了。
中午十二点，工地停工吃饭。食堂的盒饭是白菜炖豆腐，偶尔能见到几片肥肉。王建国蹲在墙角扒饭，手机突然响了，是妹妹打来的：“哥，妈早上头晕得厉害，我刚把她送医院了，医生说可能是血压太高，得住院观察。”
王建国手里的筷子 “啪” 地掉在地上，饭粒撒了一地。他赶紧站起来：“哪个医院？严重吗？要多少钱？”
“县医院，医生说先做检查，得交五千块押金。哥，我这儿只有两千，你看……”
“我这就过去，钱的事你别操心。” 王建国挂了电话，抓起帆布包就往工地外跑，跟工头请假的时候，工头皱着眉：“建国，这节骨眼上你走了，你那片活儿谁干？再说工资的事，我也没办法，开发商没打款，我总不能自己垫吧。”
“张哥，我妈住院了，人命关天，我必须得去。” 王建国急得声音都哑了，“工资的事你再通融通融，我急需用钱。”
工头犹豫了半天，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这是我私人先给你的，剩下的你再想想办法，等工程款下来了，我第一时间给你结。”
王建国接过钱，说了声谢谢，转身就往医院跑。电动车骑得飞快，风刮得眼睛生疼，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五千块押金，他手里只有工头给的一千，加上家里的积蓄，也才两千多，还差一半。
到了医院，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妹妹坐在床边抹眼泪。医生拿着检查单走过来：“患者是突发性高血压引发的脑供血不足，得赶紧住院治疗，再晚就危险了。押金尽快交了，我们好安排进一步检查。”
王建国攥着手里的钱，手心全是汗。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李秀兰在电话里急得直哭：“我这儿只有八百块钱，是这个月的生活费，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挂了电话，王建国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踱步，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他想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可翻遍了通讯录，又放下了。前年儿子考上高中，已经借过一圈了，现在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
傍晚的时候，李秀兰来了，带来了八百块钱，还有一保温桶熬好的小米粥。“要不，我跟超市老板说说，预支点工资？” 李秀兰红着眼睛说。
“算了，” 王建国摇摇头，“超市老板也不容易，上次你请假照顾妈，人家都没扣你工资。”
夫妻俩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沉默不语。医院的灯光惨白，照得人心里发慌。这时候，王磊突然打来电话，声音闷闷的：“爸，我妈跟我说奶奶住院了，你别着急，我这儿有钱。”
“你哪儿来的钱？” 王建国心里一紧。
“我周末去餐厅打工，攒了一千多，我现在给你转过去。”
王建国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儿子今年十八岁，正是高三关键的时候，本该专心学*，却偷偷去打工。“谁让你去打工的？”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好好读书，钱的事爸来想办法，你别操心。”
“爸，我已经长大了，能帮家里分担了。” 王磊的声音很坚定，“奶奶的病要紧，你别太累了。”
挂了电话，转账提醒就来了，一千三百块。李秀兰靠在王建国肩膀上，哭着说：“都是我没用，帮不上你什么忙。”
“不怪你，” 王建国拍了拍妻子的背，“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王建国凑了四千一百块钱，还差九百。他想起了工友老张，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老张打了电话，老张二话没说：“建国，我这儿有两千，你先拿去用，不够再跟我说。”
凌晨一点，王建国才回到工地的工棚。工棚里挤满了人，鼾声此起彼伏。他躺在硬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又酸又暖。酸的是生活的艰难，暖的是身边人的善意。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国每天在工地和医院之间奔波。早上五点上工，中午趁着休息去医院给母亲送饭，晚上下工后再去医院陪护，凌晨再回工棚眯一会儿。工友们看他实在辛苦，主动提出帮他分担活儿，“建国，你上午去医院照顾阿姨，下午再来上工，你那片活儿我们帮你盯着。”
王建国心里过意不去，可实在分身乏术，只能再三道谢。他发现，平时沉默寡言的工友们，其实都很热心。有人从家里带来了鸡蛋，让他给母亲补身体；有人帮忙修好了他那辆快散架的电动车；还有人跟他说，要是工头再拖欠工资，大家一起去找劳动部门反映。
一周后，母亲的病情稳定了，可以出院回家休养。王建国去医院结账的时候，发现住院费比预想的少了很多。护士告诉他，社区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帮他申请了临时医疗救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还有位姓张的师傅，也来帮你咨询过救助的事。” 护士说。
王建国心里一热，他知道，是老张。
回到工地，王建国想把借老张的钱还了，老张却摆摆手：“不急，你先给阿姨买药，等工资结了再说。”
可工资的事，还是没着落。工头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工友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有人说要去工地门口闹事，有人说要找媒体曝光。王建国劝大家：“别冲动，咱们先去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情况，相信政府会帮咱们解决的。”
于是，王建国和老张一起，带着十几名工友，去了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很耐心地接待了他们，记录了情况，说会尽快调查处理。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国心里七上八下的，既担心工资拿不到，又担心事情闹大了，以后没人敢雇他们干活。可没想到，三天后，劳动监察大队就给了回复，说已经和开发商沟通好了，工程款已经拨付，让他们去工地领工资。
拿到工资的那天，王建国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钱，手都在抖。他第一时间去医院给母亲交了后续的医药费，又给儿子转了学费，剩下的钱，他给妻子买了件新外套 —— 李秀兰那件外套已经穿了五年，袖口都磨破了。
晚上，王建国请工友们在工地附近的小饭馆吃了顿饭。大家喝着啤酒，聊着天，气氛很热闹。老张端起酒杯：“建国，敬你一杯，你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也是个好工友。”
“该敬你们才对，” 王建国站起身，眼眶红红的，“这段时间，谢谢大家帮我。没有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咱们都是老百姓，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有人说，“谁还没个难处呢。”
饭吃到一半，王磊打来电话，说他期中考试进步了二十名，老师还表扬了他。“爸，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让你和妈还有奶奶都过上好日子。”
王建国笑着说：“好，爸相信你。” 挂了电话，他的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这次是幸福的眼泪。
日子慢慢回到了正轨。王建国依旧每天在工地上干活，虽然累，但心里踏实。母亲的身体渐渐好转，每天在家看看电视，喂喂鸡，再也不瞎忙活了。李秀兰还在超市上班，老板看她工作认真，给她涨了工资。王磊学*更努力了，周末会回家看看奶奶，帮着做家务。
工地上的活儿还在继续，新楼盘一层层往上盖，就像王建国对生活的希望，越来越高。他知道，老百姓的日子，难免会有累的时候，会有难的时候，但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身边有真心帮忙的人，有政府的关怀，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冬天的时候，工地上停工了。王建国带着妻子和儿子，回了农村老家。母亲炖了一锅排骨，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王磊帮着劈柴，李秀兰在厨房打下手，王建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暖暖的。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艰难，想起了工友们的帮助，想起了社区和劳动部门的关心。原来，生活虽然累，但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总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就像工地上那些不起眼的钢筋和水泥，看似平凡，却能建起高楼大厦；老百姓的日子，看似平淡，却能在互相扶持中，过得越来越红火。
年后，王建国又回到了工地。这次，他带上了同村的两个年轻人，教他们支模板的手艺。老张笑着说：“建国，你现在都成师傅了。”
王建国笑着说：“互相学*，以后咱们一起好好干，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
工地上的阳光很暖，照在王建国的脸上，也照进了他的心里。他知道，未来的路还会有辛苦，还会有挑战，但他不再害怕。因为他明白，老百姓的 “累”，不是绝望的累，而是为了家人、为了生活拼搏的累，是带着希望的累。而这份累，终会在坚持和守望中，开出幸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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