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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墨白（媒体人、直播操盘手）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的几句话，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城乡居民三大群体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差距较大，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理应平等。”
我自己，对周委员的话也深有感触。在我老家的县城中，县城商圈的活力，基本都靠“师医公”群体支撑。老师、医生、公务员，这三个群体工作体面，收入高，退休待遇丰厚，在县城中是链条顶端。
即便是南京这种大城市，“师医公”也是先行一步，尤其是相亲市场，这些岗位都是香饽饽。
也就是在上海、杭州这种市场化程度较高、互联网土壤肥沃的城市，“师医公”的优势才没那么显眼。即便如此，如果单论退休待遇，体制内外，依然一天一地。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凭空而生的差距，公平也不可能靠一条政策就能达成。
体制内人员退休金高，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钱只是表象，背后是制度构架问题。
建国之后，百废待兴，此时政府需要一支稳定的、能持续锐意进取的团队。
所以政府分房子，就是让人能安安心心在一地工作；解决子女教育和家属工作问题，就能解决后顾之忧；承诺退休待遇，就几乎等于买断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换句话说，在社会和经济建设时期，公职人员队伍是社会的压舱石和承重墙。
为了维持这个队伍，执政者难免付出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成本。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付出，也罕见不计利益的奉献。
这是一种浮水面下的社会契约，没有人公开表达，却人人承认：国家用稳定、可预期、终身绑定的方式，构建了最稳定的福利体系，风险基本由国家兜底。
而企业职工就不同了，他们是市场化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自负盈亏，多缴多得。
它的核心在于用增长博取未来。
当然我国企业员工退休待遇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化原因在于：大量的私企没有按照实际薪资为基数缴纳社保，缴费水平太低，导致退休待遇低。
而最让人无奈和心痛的，就是广大“城乡居民”，具体来说就是农民、农民工、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
他们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贡献了红利，但是没有收获养老保障。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落差体现得并不明显，每个群体都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找到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
比如我的爸爸，原本是国企工人，下岗之后就没了收入——幸好不久之后就是四万亿的大基建时代，进城当农民工比原来在国企上班收入高多了。
我自己则是企业职工，刚毕业的时候，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对未来发展也是充满信心。
但是当增量市场萎缩，存量博弈成为主流，内卷竞争加剧时，收入进入瓶颈，失业率增加，人们的心理安全垫就会被击穿。
此时再回顾三个群体之间的稳定性和退休待遇，差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这种落差不仅让人们重新审视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合理性，重视农民群体的退休保障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现实社会问题。
它很可能会让人才流动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锁死了年轻人的发展路径。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过无数条这类新闻。2020年，杭州余杭区党政机关公布了拟录用人员名单，清一色为清华、北大硕博毕业生；2022年北京朝阳区公考拟录用名单公示，酒仙桥街道“城市管理执法岗”录取一名北京大学博士；2024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苏朕入职安徽宿州乡镇基层岗；2026年，北京海淀区街道、乡镇岗位拟录用名单公示，19名录用人员均来自国内顶尖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才不再去创造财富，而是去追求稳定时，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进入风险厌恶阶段。
和投资理财一样，风险厌恶和预期收益互为因果——因为收益不理想，所以风险厌恶；又因为风险厌恶，所以会放弃高风险的领域，龟缩在舒适圈中。
养老待遇，不过是这种现象的一角而已，本质上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社会治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在进行利益分配的时候，往往需要回答三个问题：谁为未来承担风险？谁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谁在老年时获取保障？
显然，承担风险的人、做出贡献的人，应当得到保障。
但是，当前有一个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
把自己的青春耗在北上广，把自己的未来绑定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反而是自身风险最高、未来最得不到保障的人。
相比之下，体制的套利空间过于明显，所以高层次人才涌入体制。
一个健康的社会，本应让敢于承担风险的人看到希望，让创造财富的人拥有尊严，让普通劳动者在老去时不必惶恐。可如果现实是，最敢闯的人保障最薄，最稳定的位置反而成为终极归宿，社会的不正常因素就会滋生。
制度的初衷或许并非如此，但制度的结果却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让我们重视。
养老金的差距只是水面上的涟漪，真正的暗流是利益分配逻辑，它决定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让贡献与保障大致对等，不能让风险与回报保持基本平衡，那么群体割裂、行为保守将成为必然。
而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未来。#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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