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97年，严复在发表的《天演论》中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两者看似相差无多，但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生物角度看，两者都不能一概而论。严复翻译《天演论》，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剪，而后提出了一种思想—即现在惯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下文简称社达）。此后，社达成为了清季民国人们口中的圭臬，这个理念帮我们走进了残酷的丛林，迎来了相当的富强，可也让许多中国人忘了一些东西。
首先得明白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动物一样，优胜劣汰，强大的生存下来，弱小的无情淘汰。这个要放在现在，在场面上当然是人人唾弃，毕竟“人人平等”，把人搞的跟动物一样，那“人”何必再称为“人”？我们身为人的优越感也不允许我们遵从动物的“丛林法则”。但是社达与动物界的丛林法则还是稍有不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与严复提出的“进化论”也是有区别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三者之间的差别。
达尔文的进化论针对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大家都是慢慢随着环境的改变慢慢进化来的，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套法则却不适用于“高等生物”的人类，人类需要适应的环境和大自然的生物不同，我们不再是单纯的适应“自然环境”，我们更需要适应的是“人类社会”。而且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更倾向于“适应”，说白了，大自然就是甲方，它是老爷说啥就是啥，它改变一点，作为乙方的生物就需要被动的去迎合它，随着它改变一点儿。
而严复提出的针对于人类的“进化论”，更多的强调的是“生存”，只有强大的一方才能生存，弱小的灭亡也是“常情”。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不是被动的去“适应”，而是主动的去变强。在人类社会这个“自然环境”里，人类掌握了主动。只有主动的去成为强者，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强者为尊”这就是严复提出的关于人类的“进化论”。
那么人类是否适用于这一套人类的“进化论”呢？自然是不适用的。毕竟人类是有“道德”的，我们的同情心让我们趋向于关怀弱者，“强大的”固然能活的更滋润，但“弱小的”也绝不至于被“淘汰”。但在严复提出“社达”的当时，可不像如今朗朗乾坤，太平盛世。
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清政府正是强敌环伺，甲午战争战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被列强蚕食剥削的时候。尤其严复还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毕业生，后来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之后又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自己身处海军界，北洋舰队中又有许多他的同学，学生，朋友，自然对号称“无敌之师”的北洋水师自然寄予厚望，哪知道在随后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就像一只纸老虎一样，一碰就碎。
这对严复的打击可不小，突然间许多同窗、学生、好友战死，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夜起大哭”，“心惊手颤，书不成字”，但又能如何呢？这场战争打醒了无数中国人，他们一脸惊诧，悲痛、愤怒、不解茫然。中国的出路在哪呢？严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既然武备不能救国，那就来文的吧。于是他拿起了手中的笔，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呼吁变法。
严复是维新变法的忠实拥簇，“拿来主义”他用的也是纯熟。1897年，43岁的他开始在《国闻报》上连载他翻译的《天演论》，并提出了“信雅达”的翻译标准。说来有趣，这“信雅达”的翻译标准不仅适用于外文翻译，也同样适用于文言文的翻译，相信大家在高中的时候也没少听语文老师唠叨。这同样也证明这条翻译的标准哪怕到了现在也依旧没有“过时”。然而严复本人翻译的《天演论》却并没有遵守自己定下的这条翻译标准。
《天演论》的原著，是赫胥黎所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其实更强调后面这个“伦理学”，原因是赫胥黎在看到英国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后，在国际社会上横行霸道、在国内更是不体恤老百姓，于是他在这本书中痛骂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同时呼唤道德、呼唤伦理，由此来创造一个和谐仁慈的社会。显然这和东方的儒家精神是相符的。
但严复却把赫胥黎的这一长段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述删去，只留下了关于进化论的部分，而后提出了适用于人类的“进化论”，即“社达”。基于此，严复的翻译与原著出入就不少了，毕竟主题思想都给人家改了。但严复之所以“借题发挥”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在那个贫弱的时代中，中国人认识到了：和流氓、强盗一般的列强讲伦理道德是没有用的。中国必须要走进丛林，适应丛林法则！要前进，前进，不惜一切代价的前进！因为如果不前进，你连讲道德的资格都没有。
《天演论》的发布警醒了人们：再不努力就要亡国啦！严复也没把话说死，没说一定就会亡国，大家努力变强还是有救的。通过竞争，变成强者，就能避免灭亡。这话点醒了不少人，《天演论》也因此大受欢迎，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都成了热词，鲁迅对《天演论》爱不释手，胡适更是因此改名“适之”，取得就是适者生存的意思。之后《天演论》甚至成为了中学生教材一般的读物，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政府屡战屡败，又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已经把天朝的脸都打肿了。此时严复提出“优胜劣汰”，大家一想，可不是么，就是因为落后，所以就一直在挨打，这教训给的还不够吗，年轻人的心和血总是热的，燃烧起来就形成了一股救国风潮。
“社达”惊醒了当时的国人，激发了他们“竞争”的热情，就像一颗不起眼的石头落入了一潭死水，漾起层层涟漪。死水也仿佛有了生机。对于当时的中国，“社达”有其可取的一面—警醒国人，激发了国人救国的斗志。
但是回顾百年历史，我们仍然发现：“社达”过于强调竞争，而忽略了合作。一味追求“强”，把西方文化奉为上等，看不起甚至丢弃了中国文化，尤其将追求“和谐”的精神抛弃、追求“同情”的精神抛弃，这属于得不偿失，道德的慢慢沉沦，多有社达思想的功劳。
而且长期把“洋人”当做应该学*的“强者”，造就了了不少“洋大人”，让不少人丢掉了民族的自尊，崇洋媚外。其次信奉“优胜劣汰”也无形中也把“权贵”的不合理地位合理化了，未尝不是在鞭策中下层人民更加卖力，而权贵阶层更加稳固。
而到如今，今非昔比，国人已不需要看别人眼色过日子。我既非道学家，不想要复什么“三纲五常”的所谓“国粹”，只是想要反思这让中国进步却又退步的思想。我们是时候丢掉一些“社达”的坏毛病了。
我们要什么呢？简单来说四个字：人文主义。
再缩小点、简单点说：人总得有同情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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