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中国风格的花园盛行一时之外，人们对中国的文学和社会状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戏剧《赵氏孤儿》的上演和《世界公民》一书的出版，使英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
戏剧在英国是从14至15世纪开始出现并流行于城乡的。最初大多以宗教内容为主，后来便以描绘和反映市井生活为主要内容，并逐渐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喜爱和最有影响的艺术形式之一。18世纪以前，尽管英国已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从宫廷贵族到普通民众，从未在英国看到反映中国内容的戏剧。《赵氏孤儿》是有关中国题材的戏剧第一次在英国上演，因而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使英国人首次以直观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扩大与加深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
《赵氏孤儿》剧本是从法国引进的。1735年，法国旅华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著了一本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华帝国全志》。其中便包括《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文，译者是马若瑟。他曾在中国生活了38年，熟悉汉语和中国的理学。尽管他并未将《赵氏孤儿》全剧译出，但基本上保持了原剧的风貌。大约在1741年左右，随着《中华帝国全志》被译成英文，《赵氏孤儿》先后在英国出现了两个英文译本。当时法国人，包括杜赫德在内，对这部来自中国的戏剧评价并不高，认为它没有遵循古典主义的戏剧原则，“违背了希腊悲剧不在舞台上表现令人不快的情景的规律，对中国戏里的人物上场就自报家门也提出了异议。此外，对中国戏剧的有白有唱也觉得奇怪”。
然而，英国人对此的看法与法国人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英国的学者理查德·赫德(Ricbard Hurd)。他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这部来自中国的戏剧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古典主义的戏剧原则，而是应该看到它在哪些方面与古典的希腊悲剧有相联之处，因为“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戏剧创作的观念不可能是从外面借来的，而只能是自己找到的。如果它和欧洲戏剧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就说明共同的原理、原则可以产生写作方法上的相似。而所谓共同的原理、原则，就是开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凡是模仿自然成功的作品，在写作方法上必然有相似或一致之处”。
由此可见，英国人对《赵氏孤儿》这出戏的评价还是要相对宽容些。
亚里士多德雕像
1755年，伏尔泰根据马若瑟的译本，将《赵氏孤儿》搬上了巴黎的舞台。有趣的是，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背景做了较大的修改。这个故事不再发生于中国春秋时期的晋国，而是发生在13世纪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一些剧中人物的名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伏尔泰当时在法国的地位和影响，《赵氏孤儿》在巴黎上演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法文译本便传到了英国。1579年，演员出身的英国剧作家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又在伏尔泰改写的基础上，完成了英语的脚本，并于当年在伦敦上演。其主要角色由英国颇负盛名的演员加立克(David Garrick)扮演，服装和布景都极富中国特色。该剧上演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连上演几场，观众仍然意犹未尽。可见，《赵氏孤儿》在伦敦的演出是颇为成功的。
伏尔泰
《世界公民》以书信体写成，作者为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共有123封信函，于1763年结集出版。其主要内容为：一个懂英语并生活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李安济(Lieh Chi Altangi)在他写给北京礼部官员和他流放在波斯的儿子的信中，所谈到的对英国社会、风俗*惯和政治现状等方面的看法，同时也包括对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的一些介绍和评述。由于这些评述和介绍与当时的同类作品相比显得更为深刻全面，因此在《世界公民》问世后，在英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表明人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简单地接受和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而是要利用这些不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标准来评价英国的社会状况，也意味着中英文化的交往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哥尔斯密在写作《世界公民》时，运用了许多拉丁文译本的中国资料，如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中国现状新志》等，以及杜赫德所编的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全志》。这些资料大多是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所以哥尔斯密所写的信函中对中国社会伦理等方面的介绍有偏颇与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它对某些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介绍还是比较贴切的。
在《世界公民》这本书中，哥尔斯密借李安济之口，谈到了许多中国的风俗*惯、文化娱乐、园林设计等。并特别称赞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承完整发达的国家，是一个由开明君主统治的国家，兼有合乎理智的制度和法律，而不像当时的欧洲那样宗教冲突激烈、战事连绵不断。所以他感慨地说：“基督徒都号称爱好和平，但总是在打仗，这是毫无意义的。”
同时在李安济看来，英国的选举也很不完善，一有选举，人们就大吃大喝，醉了就打架；选举大厅类似剧场，什么激情都赤裸裸地暴露。对当时备受称颂的英国法律和司法制度，李安济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法律条文过于烦琐，穷人无法了解和掌握这些条文，因而在诉讼过程中，败诉的经常是这些人。
此外，哥尔斯密又以李安济的名义对英国教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认为英国当时的教派繁多，教士们开宗立派的目的不是为了拯救人的精神，而是为了赚钱；职位较高的教士们常借巡视教区的机会大吃大喝，酒足饭饱之余很少谈宗教事务。有意思的是，哥尔斯密对当时英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中国热也持批评的态度。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写到，某一位“高贵的夫人”拥有20多件从中国带来的东西，到处炫耀，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没有一点实用价值。她甚至不顾礼貌，在大街上拦住李安济，要他表演如何使用筷子，并说几句中国话让她长长见识。
他的这些描述从一个侧面显示，在《世界公民》出版之际，人们已开始对英国上层社会过于热衷中国文化产生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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