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之为史：物质、医疗与文化的多维对话
Medicine as History: A Multidimensional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 Medicine, and Culture
余新忠
YU Xinzhong
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历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著作，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领军人才计划（CJ）青年学者和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人才项目。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奖励。
作为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智慧的物质载体，药物不仅是疗愈病痛的工具，更是串联起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医疗实践的重要线索。当史学研究的目光愈发聚焦于具体物象的流动与变迁，当医疗史研究突破传统疾病与医者的叙事框架，药物史的崛起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随着医药史研究的日渐兴盛，药物及药业相关研究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成为医疗史领域内新的增长极。视“药”为物，可从自然属性出发探索物质的存在形式与知识文化；视“药”为业，可从商业角度延伸观察道地概念及市场机制；视“药”为学，可从学理入手思考医药互动和学术变迁。聚焦历史视野下的药物、药业与医学，探索其中的融合交错、常态变迁，将会更加深刻地认知医药发展历程，也将更加多元地呈现历史图景。
有基于此，202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与天津中医药大学郭霭春医史文献研究所在南开大学联合主办了“历史视野下的药业与医学”暨《中医药文化》第19届学术工作坊。此次工作坊得到了中外学者的热烈响应，共汇集论文30篇。以本次会议论文为基础，我们征集遴选出12篇力作，汇编成此专刊。这些论文从药物的形态演变、研制创新、贸易流通、文化表征到行业规制，多维度呈现药物史研究的丰富面向，也呼应着历史研究的物质转向与医疗史研究的药物史转向，为相关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本专刊收入的论文，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药物研制创新与知识建构。药物的研制与创新，是药物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既关乎技术层面的突破，更体现了医疗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梁永宣、李敏的《日本汉方颗粒剂创制关键人物考——以板仓武为中心》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其以翔实的史料梳理了日本治疗学创始人板仓武研制汉方颗粒剂的完整历程，展现了中西医学融合背景下药物制剂创新的艰难与辉煌。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了日本现代汉方颗粒剂的起源史实，更在于揭示了药物制剂创新的内在逻辑：它并非单纯的技术改良，而是治疗学思想、跨学科协作、学术交流与时代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药物知识建构维度，其他论文同样呈现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张园园的《宋元明清医学知识的建构——以三种“杀虫药”为中心》以覆盆子叶、鳗鲡鱼和雄黄为个案，指出宋元明清医学知识建构主要通过医疗实践经验系统化与经典文献阐释两种途径实现，既体现了中医学的技术创新性，又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传承性。程静仪、杨奕望的《从药材到符号：人参的图像演变与明清消费文化建构》以人参图像为核心线索，梳理了从北宋《本草图经》的写实图谱到明清本草“人形”化塑造的转变过程，揭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互动下，人参如何从普通药材演变为“形效合一”的滋补符号。辛豪的《本草奇珍：冬虫夏草医药史探微（1711—1893）》通过文献交叉考证，将冬虫夏草的汉文记载溯源至1711年朱璋的《观树堂诗集》，梳理了吴仪洛、赵学敏等本草学家以阴阳理论为纲，结合性味药理与法象药理对其功效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
第二，药物贸易与市场运作。本专刊的另一重要议题，则聚焦于药物作为商品的流动轨迹与市场机制。朱绍祖的《从〈桐君阁丸药提要〉看清末重庆的药业市场》以重庆桐君阁为个案，通过解读《桐君阁丸药提要》，展现了清末重庆药业市场的消费特征与竞争格局，揭示了本土药店在趋新求变中坚守传统与勇于革新的双重面向。刘新龙的《药都银流：民国华北药市的拨账制度与商业秩序建构研究》聚焦祁州、禹州药市的拨账制度，揭示了钱庄银号与牙人、货栈的合作模式，以及“拨账 + 汇兑”构建的跨区域金融结算网络，展现了传统金融工具对药材长途贸易的支撑作用。郭知平的《上海国药业同业公会与中药业的近代化转型》梳理了上海国药业同业公会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西医冲击下维护行业利益、规范市场秩序、推进国药改良的重要作用，呈现了传统药业组织在近代化转型中的适应与变革。
第三，药物叙事与文化表征。多篇论文从文学、宗教等多元视角切入，探讨药物叙事及其文化表征，展现了药物超越医疗本身的文化意义。谷文彬、段海波的《明清小说补药叙事的生成逻辑、话语嬗变及社会文化症候》分析了明清小说中 154 种补药的叙事特征，指出补药叙事既反映了时人对个体欲望的关注与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又构建了士绅阶层认可的药物话语体系。王雅梅、张灵的《民国报刊药名小说：文本面貌与社会成因》聚焦民国报刊中的药名小说，探讨了其在传承前代文学基因的同时，如何融入市民娱乐需求与社会时象书写，展现了中医药文化与文学的深度互动。汪翔、韩婷的《宋元时期佛教药王韦古形象嬗变考》梳理了佛教药王韦古形象从南宋到元代的嬗变过程，揭示了释道相争背景下，佛教为争夺医药信仰资源而进行的本土化神明塑造，其中蕴含的药物信仰与医疗观念，为理解宗教与医药的互动提供了典型案例。
第四，药物规制与行业转型。药物规制与行业转型议题同样富有启发，呈现了药物史与社会史、制度史的交叉融合。向亚军的《循名责实：晚清民国时期的成方编集与成药规范》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医家、药商与官方围绕成方编集与成药规范的互动过程，指出医家考订成方以明晰药效、药商校订成方以规范经营、官方统一成方以加强管理，三者共同推动了成药业的规范化发展。王育洁的《从“黑烧”分析日本中世至近世民间医疗中的炭药文化》探讨了源自中国炭药的日本“黑烧”在中世至近世民间医疗中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域外传播与本土化适应。
这些研究，尽管可能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但无疑都指向了“药”这一物质性的存在。药物当然是“物”，但其显然不同于与人缺乏关联的自然之物，它是一种与人高度纠缠的文化之物、知识之物。故而对于药物的研究，且不论医学本身就是具有深刻社会文化属性的科学，就这样一种物本身，便是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物质的社会文化属性和意涵。对于这样一种“物”的研究，无疑是当下日渐兴起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极好的实践对象。所以，这一专刊不仅是药物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展现了当代史学研究的物质转向与医疗史研究的药物转向这一新的趋向，对推进当前我国的医疗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向性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既往研究过度侧重语言、符号、意识形态和人类主体的倾向的日渐不满，物质文化史研究日渐兴起，开始强调重新关注物质性、实体、身体、技术、物与环境等非人类要素在文化、社会和历史中的作用，出现了“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这一新的重要思潮。其核心意涵是，随着“物质转向”的到来，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人不再是唯一的主体，在知识生产中，用于实验的动物、比原子还小的粒子、构成反应的化学物质也是行动主体。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这些物质从来不是单向、静态的被使用对象，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历史参与者，“人”与“物”一直相互纠缠，处在相互建构、彼此塑造的动态过程中，因而主张将同为历史主体的“物质”也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考察物如何参与人类社会的建构、如何承载并传递意义、如何成为历史行动者而非被动的客体，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通过物质遗存来“复原”过去的社会经济状况，或者将物质作为“证据”来印证某种既有的历史叙事。
毫无疑问，医疗是高度实践性的技艺和行为，而医疗借助的药物又是具有很强社会文化属性的物质，故而这样的转向和理论取向对于医疗史研究来说，显然具有很强的适切性和指导性。传统医疗史研究往往偏重于技术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比如医家的思想、经典的理论、技术的演进、医学文本和知识等等，而很少去关注医疗实践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事实上，医疗从来都是一项高度物质化的活动：药物的采集炮制、诊疗器具的使用、医疗空间的布置、医疗仪器的进步等等，这些物质因素深刻地塑造着医疗实践的形态与效果，也参与着医疗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和理念指引下，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医疗史研究出现了“药物转向”，这一转向或可谓正是“物质转向”在医疗史领域内的具体落实和应用。在医疗史研究中，药物史研究并非新生事物，这一转向显然并非简单地增加一个研究主题，而是意味着研究旨趣的转变：从“人”转向“人”与“物”的纠缠，从医学理论转向药物与技艺，从文本思想转向医疗实践。其意义和可能诚如边和所言：
通过对西方医疗史“药物转向”背后学术理路及现世关怀的梳理与分析，将有益于进一步拓展未来研究的视野，由人及物，以物观人。归根结底，药物既外在于人，又不能独立于人的精神领域来施展效用。从古到今，人类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观念都与作为治疗手段的药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今天这个生物医学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大行其道的年代，医疗史尝试探索以药物为中心的研究转向，正逢其时。
显然，药物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发现和关注医疗实践的“肉身性”，可以促使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医疗实践如何作用于患者的身体、如何被患者的身体所接纳或排斥、如何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和呈现医疗知识与医疗网络的“物质性”，让我们意识到，医学知识从来不是纯粹的认知和思想，而是凝结于特定物质形态之中，如药材的性状、炮制的方法、剂型的选择、处方的格式，这些物质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医疗知识的形态与传播，而药物的流通离不开复杂的具有物质性的社会网络、工具和技艺。除此之外，药物的社会文化属性，也注定药物史研究必然是典型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药物不仅是治疗工具，更是文化符号：人参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虫草是馈赠佳品，丸散膏丹各有其特定的文化意涵。通过研究药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医疗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
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回到过去，理解“生命”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生活、思考、行动，让历史之光照亮未来。医疗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罗列医家的生平、梳理理论的发展，而是呈现历史上的人们如何面对疾病、如何寻求健康、如何在生老病死中度过一生。药物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药物——那些被采集、被炮制、被运输、被销售、被使用、被观看、被描绘、被书写的物质——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一条通往历史现场的路径。通过药物，我们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肌理、感受到医疗的温度、理解到生命的鲜活。
本期专刊收录的12篇论文，虽然选题各异、方法不同，但多少都体现了这一学术追求：让医疗史研究从“文本”走向“实践”，从“治疗”走向“药物”，从“观念”走向“技艺”。这些研究或许还不够成熟、完善，但它们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探究人和物的纠缠，让医疗史变得具体而有生命。 我们期待以此为起点，有更多学者关注药物史研究，投身物质文化史研究，以药物为钥，解锁历史的深层密码，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丰富史学研究的内涵与维度，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谨向为本专刊赐稿的各位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向《中医药文化》编辑部的信任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为本期专刊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期待本期专刊能够为药物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贡献绵薄之力，也期待与各位同仁继续携手同行，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繁荣发展。
引用格式：
余新忠.药之为史：物质、医疗与文化的多维对话[J].中医药文化,2026,21(01)
:1-4.DOI:10.16307/j.1673-6281.2026.01.001.
Yu Xinchong.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ultidimensional Dialogue of Substance, Medical Practice, and Culture [J].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2026, 21(01):1-4. DOI:10.16307/j.1673-6281.2026.01.001.
阅读全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_JlElU3EDUqgOQOrRs2CSueDH5BRNKGCsbAFv2ky78VcRosDAoa3Gmjhbj_Mck_JkmYSPPoJIpQR-9QGiov9DPYOh6Exc5NV2dQHkoMggjmrO-UqHtrHY00HwEKdoTvoeQGAmqOnA7m4KlwrQKl8mg4yJ8qBt6xj&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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