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二，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曾国藩裹着棉袍，站在千佛庵的院子里，看着四间租来的僧房，心里盘算着：等父亲和家眷到了，这四间房肯定不够住。
他出门看房。琉璃厂、菜市口、宣武门外，跑了一圈。十二月十二日，在琉璃厂看好一处院子，刚要交定金，听人说这屋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
曾国藩想了想，没租。京城住房讲究吉利，殉节虽是荣光，但毕竟非门庭之幸。
这是曾国藩进京后的第一次看房，也是他十二年“北漂”生涯的开始。
壹
说起来，曾国藩的租房史，其实就是一部清代京官的生活实录。
道光二十年正月，他住进椿树胡同长沙会馆——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招待所。三天后，搬到菜市口南横街千佛庵，赁了四间僧房，月租四千文，全年33.47两。一个人住，不讲究。
广州会馆
七月，生了一场重病，没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果子巷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病愈，又搬到贾家胡同鞑子营关帝庙。
这一年，他换了五次住处。
搬家不是因为矫情，是因为穷。住寺庙便宜，但家眷一到，就得找大房子。
十二月十七日，他搬进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全年66.95两——占薪俸一半。
这就是京官租房的第一条法则：要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不能住大杂院，不能和平民混居。再穷也得租一套像样的四合院。
贰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家里来了位客人。
王继贤，湖南老乡，京官，朋友圈著名的“风水大师”。他一进棉花六条的院子，就皱起眉头：“此地冬间极不吉，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
曾国藩“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继贤掐指一算：八九两月不宜搬家，要搬就得这个月。
曾国藩放下所有公事，满城找房。“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
最后，王继贤带他走了趟绳匠胡同，在胡同北头看中一处院子。王继贤说，这地方风水好。曾国藩搬了进去。
慈禧当权时的北京城
后来他才知道，绳匠胡同是京城有名的“旺地”。据说这里出主考最多，晚清住过李鸿藻、刘光第、龚自珍、蔡元培等三十多位名人。刘光第在家书中写道：“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多。”
两年后，他真被任命为四川乡试主考——这是翰林最重要的外放机会之一，大肥缺，他也因此赚到了京官生涯最多的一笔钱 —— 五六千两银子。
这事到底是不是风水起了作用，谁也说不清。绳匠胡同住的那些名人，有人飞黄腾达，也有人潦倒终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曾国藩搬进去之后，心情变了，运气也来了。
从风水不佳的棉花六条搬到"旺气"十足的绳匠胡同，他心里踏实了。一个心安的人，做事自然更顺。两年后那道外放四川的上谕，等于是把他从债堆里捞了出来——五千多两银子，还清旧债，还能接济亲戚，这是京官生涯唯一一次"财务自由"。
所以你说，这笔钱能省吗？不能。不搬家，就进不了新圈子，没这份底气，拿不下那个肥缺。京官的生存法则就这样：你可以不信，但不能不防。
叁
当然，体面和风水，都是有代价的。
棉花六条月租八千文，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道光二十四年升翰林院侍讲后，他又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二十八间房，月租三十千文，全年251两。
这年他工资加灰色收入总共多少？不到三百两。房租一项，吃掉八成。
可他还得搬。因为家里人口越来越多：三个女儿，儿子纪泽要读书，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
道光二十七年，他再次搬家，南横街路北，四十几间房。价格更高，但日记里没写具体数字。
十三年间，曾国藩搬家八次。租金从四千文涨到八千文、十千文、三十千文，一路水涨船高。每一次搬家，不是因为升官，就是因为人口增加。总而言之，是身份变了，排场也得跟着变。
肆
那李慈铭呢？
李慈铭比曾国藩小十八岁，中进士晚了十四年。但他租房的品味，一点不比曾国藩差。
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房子的气派，比曾国藩的南横街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晚清五品官的家
可李慈铭的收入呢？他考了一辈子科举，五十二岁才中进士，京官生涯始终穷困潦倒。每月工资发下来，半个月就花光。下半个月靠典当度日——衣服、书画、老婆的嫁妆，挨个送当铺。
所以他看到同为京漂的杜凤治谋到一个丰厚的馆塾——给部吏顾家做西席时（月入十两），又是鄙夷，又是嫉妒，在背后骂杜凤治是“无赖杜五楼”，跟别人说杜的诗“不通，可笑之至”。
他弟弟光绪三年在家乡饿死，这年他花了一百多两在酒食声色上。他租的那套总督旧邸，租金多少没说，但以他的收入，肯定也占了大半。
不止李慈铭一个人这样，京官们大都如此：越穷，越要住大房子。这圈子里比外面更嫌贫爱富——外面人看不起你，顶多是绕道走；圈内人看不起你，你的路就真不好走了。
伍
咸丰二年，曾国藩离京。
走的时候，他把家具送人，把三十多箱书寄存寺庙，把车马变卖还债。那三辆车、一头驴、一匹骡、一匹马，卖了不到二百两。
他租了十二年房，从没想过在北京买房。因为买不起。
同治三年，他做两江总督，终于把京城的旧债还清。那一年他五十三岁，离进京已经二十四年。
李慈铭比他晚，光绪二十年死在京城，还欠着一屁股债。他租的那套总督旧邸，不知有没有住到最后。
北京城的地价，从道光到光绪，只涨不跌。京官的工资，从曾国藩到李慈铭，只减不增。他们租房、搬家、再租房、再搬家，一辈子在宣南的胡同里打转。
1852年曾国藩离京那天，把家具送人、把书寄存寺庙、把车马变卖还债。十二年了，他始终是个租客。京城居，大不易。有时是买不起，有时是不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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