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琛，南京大学哲学系2018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在校期间曾任哲学系团委副**、哲学系学生会**团成员、哲学系2018级硕士生团支部支部**，曾获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
毕业去向：上海市市考公务员。
Q
为什么选择学马哲？是因为本科受到吉大马哲的影响吗？
确实是。吉大马哲注重基础理论，底蕴深厚。我大二时听贺来老师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老师讲得深入浅出、贴近现实，将书本里的马哲和现实的问题连接起来，我平时又喜欢关注社会现象，所以认为这就是我喜欢的，我应该去学马哲。
Q
那学姐读研究生的这三年中对马哲学*有什么感受呢？
（反问）你读研究生这一年有什么感受？
Q
我自己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感觉本科学得比较散，喜欢到处蹭课，读研迫使自己学*和读书都专注于自己的方向，所以这一年下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读得比以往多很多。在读书时感觉能够感知到这些文本的历史方位、语境，书中的观点可能会被哪些人批评、哪些人表扬。
我接着你这个话往下讲。我来南大面试的时候，乔喻老师在英文面试中问了这样的问题：你对南大有什么印象？对南大马哲有什么印象？我回答说，一方面南大马哲兼容并蓄：有经典理论研究，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有激进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南大马哲非常重视文本。我们只有在熟悉文本的基础上才能谈论学术问题。
但当我真正进入南大马哲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有的很多想法观念直接被刷新了：我会面临周嘉昕老师和张亮老师的拷问——这个问题具体的历史语境是什么？当我真正进入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之后，就越来越能够走出概念的迷雾。
记得上嘉昕老师的课做报告，我分到的题目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思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吗？马克思是怎么区分这两个概念的？当你再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马克思其实没有做特别细致的区分，我们所熟悉的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是列宁完成的。概念的使用是跟着历史背景走的。当我们后来人如果不区分历史语境地使用这些概念，就可能误入歧途。在这次课堂报告中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学*更加扎实了。
Q
学姐是系里传统项目“青少年国学启蒙班”的负责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分享？
青少年国学启蒙班是系里和社区、学校联动的项目，我们系里的学生去南京各个社区、小学讲授国学课程，其中比较稳定的授课点是在栖霞社区。这个启蒙班07年就开始了，我那一年是第12届（南京大学哲学系第十二届青少年国学启蒙班夏令营顺利结营）。我们有自己编写的授课教材、成熟的授课团队以及代代流传的课程资源。国学启蒙班在校内外有着一定影响力，曾被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报道过，也曾获过校级、省级社会实践奖励。
国学启蒙班团队自编教材
开展国学启蒙班有几个意义：首先，对于本系的同学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系的同学们以后很可能走向讲台、成为哲学教师，这次授课就是一次好的锻炼。其次，国学启蒙班能扩大我们系的影响力。哲学不能总是高高在上，而是应当发挥实际用途、服务社会。最后，当下的社会需要专业的国学启蒙。现在流行国学，但课程质量不一，需要有我们这样专业的同学来把握、区分传统国学中的糟粕和精华。我们作为学生来讲国学也比较纯粹，不会卖课或带货。我自己在学*和教授国学过程中感受到，国学并非一门知识而是一种修养，应当注重细水长流、润物无声，注重言传身教。
但国学启蒙班的发展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我们的学生团队一届又一届地做这件事，每年团队成员变化都很大，该如何保证团队的有效传承？是否应该考虑商业孵化的可能性？另外，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方面，国学授课和小学教材该如何衔接？我们需不需要将提升小学生们的语文成绩作为目标？如何同时把握教学的深度和趣味性？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社会实践项目，国学启蒙班已经很优秀了，但实际上它在做精做细上还有长足的发展潜力。
Q
学姐为系里做了大量的学生工作，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可以分享吗？这些丰富的学生工作、实*对学姐有什么影响？
参加“祖国颂·南京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师生合唱比赛”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19年暑假我接到郭老师通知，系里要参加这个合唱比赛，回校之后我和刘雨轩就开始一起筹备。
虽然我们系人很少，但是参加比赛就力争做到最好：有些院系可能对想参加合唱的同学来者不拒，但我们还要筛人，甚至还组织了面试——刘雨轩用ipad钢琴软件弹一段，面试的同学唱一段，以此确定是低音部、中音部还是高音部。当时还有博士生来报名，博士生的科研压力特别大，而我们又要一周训练好几次，真是特别令人感动。
在合唱排练的过程中，我负责协调时间、借场地，做后勤工作，雨轩负责给同学们做合唱训练、衔接不同声部。虽然过程繁琐、训练时间长，但是大家只想着把事情做好，也不觉得辛苦。记得当时合唱比赛连续更改了时间，第二次更改的时候郭老师语气很着急地和我打电话，说如果大家有不满的情绪，我们可以现场去做答疑去安抚。当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是在按部就班地组织活动，但是老师们会思考得更全面，会考虑同学们愿不愿意接受，特别有人情味。无论何时找老师，老师都会及时回复。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上的老师帮我走出概念的迷雾，而行政上的老师则通过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让我看到改变和发展的发生。
比赛最后十分成功，我们获得了一等奖第一名（祖国颂合唱比赛一等奖 | 东方之珠的二十四小时）。我当时在幕后看得热泪盈眶。我也由此感到：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我仅仅只是一个组织者，负责好后勤和辅助工作，更加专业的指挥、声部衔接交给了雨轩做，当时还有雨馨学妹负责弹钢琴，这样的配合真是特别好。
Q
南大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这三年对校训有什么更深的理解或体会么？或是在哪些事里、和哪些人的相处中感受到了南大精神的传承？
我研一时参加天津市南开区和南京大学举办的“云帆英才，南开启航”暑期实*实践活动，对“诚朴雄伟”之校训有所体会（行知路上之天津南开 | 扎根基层铭初心，海河之滨铸英才）。当时是天津南开区邀请各大优秀高校学子去他们那里暑期实*，南大于是也派了学生团队过去。可能因为我是天津人，就担任了南大的队长。
这次暑期实*，南大学子很多被分配到了街道，在工作过程中“诚朴”风格得到了体现。街道工作中，群众面对的问题都是很朴实的，比如房子漏雨了怎么办？（Q：房子漏雨也要找街道？不该找物业吗？）是的，漏雨一开始会找维修，维修不好就会找社区、物业，社区物业如果还处理不好就会找到街道。街道和群众的距离是十分近的。当时我们南大的学生，这边在搬自行车、那边在给老年人讲解手机怎么使用。在这么多高校里，南大学生是比较低调的，没有什么抱怨情绪，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我也发现，我们虽然“诚朴”的精神是有了，但是还要在“雄伟”上加强锻炼，还应该有毛遂自荐的精神，要敢去说、敢去做，要去思考如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时候，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当大家都在说躺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思考我们的锐气在哪里？我们的朝气在哪里？还是得保留一点锐气和朝气。
Q
这一段街道的经历影响了你的职业选择吗？
在公务员报考的时候我有很多选择，当时报过纪检委、财税局等岗位。但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做一个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我的社会阅历从哪来？当我们在嘲笑赵括纸上谈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下一个赵括？
我导师是马院的王浩斌老师，他有时会讲一些政策文件——政策并非拍脑袋决定的，政府文件每个词语背后都有其现实考量和现实关怀。当你没有这种基层的阅历，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如何才能做好工作？所以我会自我怀疑，不希望在进入队伍中成为拖后腿的存在。
本科以来我一直很喜欢马克思那句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觉得在基层能做一些更加实际的事情，比如帮群众解决生活中的事情，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糟心的事情，但他们会很开心，会很感谢你。我喜欢这种被认可的感觉。
在街道实*完之后，我就觉得在街道工作是自己想要的。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操心，闲不下来的人，我喜欢去做事情。街道正好能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基层工作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和进步，并受到了鼓舞。
我家在天津农村，冬天时大家依靠烧煤取暖。烧煤贵，大家只舍得白天烧煤，晚上保持炉子里的火不灭就好，那个时候就感觉家里好冷。后来一步步地发生了变化：先是政府每年发一定量的免费煤，后来推出一种能够燃烧更充分、价格也更低廉的煤球，再后来国家还发能让煤球燃烧更充分的炉子，最后就直接建成了管道供暖。城市人口集中，使用管道供暖是容易的，但农村人口分散，管道供暖就难。当我家里接通暖气时，作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就马上上来了——以前买煤要考虑经济成本，倒掉煤渣时妈妈经常弄得灰头土脸，现在只需要开暖气就行。
我们村有一块地在河的南面，叫做“河南”。“河南”地势低洼、支流众多，每年都会被雨水淹没，因而每年也都会统计“河南”的受灾情况，发受灾补助。村里新一届班子上来之后，考虑到“河南”经常被被水淹没，于是决定在这里种水稻、荷花这类可以长在水里的作物。村集体承包了“河南”的土地，首先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种荷花产的莲藕可以卖，种环保水稻的同时在水稻田里养螃蟹和小龙虾；其次是发展旅游业，建设本地的农家乐，结合本地的红色旅游资源推出“重走长征路”，旅游业又带动了就业。从前我们村穷，别人村逢年过节发米面粮油，我们村却什么也没有，自从种植业、旅游业发展起来，我们村也能按人头分米面粮油，村里老人也能分到螃蟹。
我亲身经历村里经济、生态、福利的发展，看到了社区改变的可能性。虽然我不确定改变的空间有多大，这些改变是否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想自己在做事情总是比不改变要好。
我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一直是中国城市的排头兵，有更多试点和尝试的机会，可能能给予年轻人更大的空间。我觉得每个人会根据他的性格和精力去选择他自己的道路，可能有的人就更适合去更高的平台发挥他的聪明智慧，而我更期望选择基层。我的求职道路也是十分的坚定，最开始报了许多的岗位，但当上海结果出来时其他岗位就都放弃了，再到体检时已经在思考“我不会上海话该怎么和大爷大妈打交道？”这类问题。仿佛也是命运的安排，最开始时我就和爸妈说不要指望我一定会留天津，我只是会去报考天津和北京的岗位，后来天津的考试和上海的考试时间撞上了，我放弃了离家近的天津选择了去上海。
Q
听学姐讲自己的实践经历、体会，我自己读书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学了太多理论以后，反而会喜欢一些更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学*时会去思考我这个学科有什么用。如果我是一个工科学生，我在做实验或在申请专利时就能感到自己是在做有用的事。但哲学是在根基上，在思想教化上起作用——这看起来离我们很远。每次我写我们专业的论文，都会反思如果我不能提出新的见解，不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或参考，那我写作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我找不到我研究哲学、写作的意义，我就不去做了。但很多人他们写论文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他们是比我更适合做学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马哲老师是很了不起的。他们要做的就是证明马克思在这个时代是有活力的，这是我们的时代课题。比如我很喜欢孙乐强老师，他眼睛里是有光的，他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在时代中发挥作用，并去感召学生，非常令人尊敬。
我毕业论文做的是哈贝马斯，一位在西方很受欢迎的所谓的改良主义者。我读哈贝马斯时很遗憾地发现，你以为他要解决实践问题、他也以为自己要解决实践问题，但最后他还是在处理理论问题。可能真的如乐强老师所言，马克思主义的希望还是在中国。我们应该用实践阐释我们自己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来源：“南京大学哲学系”公众号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