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期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

——季羡林

为了两套语言学著作的出版，我与季老有着一段令人难忘的交往，回忆起来，很温馨，很美好。

初识季先生

1994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当主任。春节过后，当时的出版社总编辑刘仁学找我谈话，大致的意思是经过分配机制改革、承包制等，出版社经济得到了缓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还没有一套在出版界叫得响的出版物，这与出版社的地位不相符合。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出版自己的代表性产品，希望我在这方面多考虑。

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后，我感到很受重视，也很振奋。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从自己的专业语言学来入手。1998年是《马氏文通》出版暨中国现代语言学诞生100周年，如果组织一套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来纪念这一语言学界的盛事，出版意义可谓不小。于是我设计了一个“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的出版规划书，主编请季羡林来担任，作者包括邢福义、徐通锵、孙宏开、詹伯慧，等等，都是我读研究生时所能知道的语言学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初战并不顺利，季先生以自己不搞汉语研究为理由，很干脆地拒绝了我。我连忙把自己组稿计划中所列的理由逐一陈述：第一，这套丛书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汉语研究，而是要体现100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全貌，除了汉语研究，还要包括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禅宗语言、佛教语言，等等；第二，季先生是原始佛教语言研究的大家，对汉语也多有涉猎，担任过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第三，要全面反映100年来中国语言学的成果和所达到的高度，要求丛书主编既能为汉语界所认可，又能跳出汉语研究的局限，这方面季先生在国内是不二人选；第四，总结100年的研究，为新世纪搭建一个继续攀登的平台，这套书具有重大的出版意义。季先生似乎被我说服了，他说：“你先组织作者吧，等你把作者找好了，再来找我。”

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一本书一本书地落实作者。“拟请季羡林先生任丛书主编”的金字招牌果然有号召力，徐通锵先生拿出了他“字本位”理论的总结性书稿、已经写了10多年近50万字的《语言论》；邢福义先生答应为本丛书写一部语法著作，一年后交稿，这就是后来成为语言学名著的《汉语语法学》；还有孙宏开先生答应写中国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可惜孙先生太忙，书稿至今仍未完成……

再次敲开了北大17公寓201室的房门，已经是1996年的5月。让我感到意外又略显失望的是，季先生好像把这件事忘记了，经我提醒才慢慢想起来，但立即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不但答应当丛书的主编，还同意为丛书作序。我赶紧按惯例拿出捉刀的序请他签字，季先生淡淡地说了句：“还是我自己来写吧。我不习惯用别人代写的。”我涨红了脸，赶紧把话往回拉，说明这不过是给他提供参考的。接着，我请季先生为丛书题写“谨以本丛书献给《马氏文通》暨中国现代语言学诞生100周年”的扉页题签，季先生想了一下说：“放我这里吧，改日我用毛笔写好给你寄去。”想到刚才被忘记的经历，我担心他会忘了写，赶紧说扉页上题字用钢笔写最好，季先生照着写了。

出了门，我不禁有些得意，想今天既确定了主编，又拿到了扉页题字，就算季先生把写序言的事忘了，整套丛书也算骨骼丰满了。谁知回到长春不到10天，季先生就把序言寄来了，而且内容上根本就没用我写的“参考资料”！看着稿纸上工工整整、长达9页的序言，我又惭愧又后悔：惭愧的是我拿出版人惯常的心态揣摩这样一位认真、一丝不苟，让我肃然起敬的老人，有点“小人”之心了！——就算是一个年轻人，一件事提了一下后，两年中再没提起，出现短暂性“失忆”也是正常的；后悔的是由于我的自作聪明，丧失了得到季先生墨宝的绝好机会！——想抽自己一下！

季先生的心声

这套“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设计时的想象。先是列入了国家“九五”出版规划、国家教委“九五”出版规划、吉林省1996年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随后又获得了一系列学术和出版荣誉：《汉语语法学》荣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当届一等奖只有12个）、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被引用的次数排在迄今为止所有语言学论著的第二位；《语言论》是“字本位”理论的集大成著作，语言学界无论探讨理论还是“本位”都无法绕过这部著作。

到了1999年，我已担任东师社的副总编辑，主抓社会科学的图书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的影响，东师社在语言学著作的出版方面已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地位。这也给我树立了信心，要再组织一套高水平的语言学著作。最好的办法是对20世纪的语言学学术研究予以总结，进而服务于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于是，我在社务会上提出了出版一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丛书的设想，还由季先生来当主编。这次去季先生家又遇到了一个小波折：房门上张贴着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通告，说为了季老的健康，谢绝一切来访！怎么办？我坐在季先生家门前的木凳上给他打电话，是保姆接的。我报了名号，表达了想见先生的愿望。保姆说老先生（她这样称呼）在午休，等一会儿醒了问问他。接着房门一响，保姆出来了，陪我坐那儿聊天。她说家在四川，老先生对她很好，孩子也来北京了，在二附中上学，等等。大约过了20分钟，季先生出来了。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听声音就知道是我来了（这让我很感动，想我之前对季先生的误会，更觉羞愧）。今天季先生兴致很高，先领我参观了对门的书房，又坐下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对我的组稿计划更是满口答应。他说一些朋友劝他别轻易答应出版社主编什么书了，一来自己挺累，二来也招来一些非议，他的学生也说过同样的话。季先生说他至今不悔。这是由于他答应当主编的都把握了这样的原则，就是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益，对学术发展有益。“人们给了我这么多名号，用它们做一些有用的事，也算是物有所用。”季先生说到人们对他提出的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批评，说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他的提法与文化积淀并不矛盾，而文化关注体现的却是强势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中心转移到东方、转移到中国也就不奇怪了。听到这儿，我不由得联想到自己，这些批评季先生的学者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季先生还提到许多出版社的同志见了他就忙着许诺很多，而书出版了人就没了影。“我也不在乎，反正有用的事情都做完了，书也出了。”说到这儿，季先生宽容地笑了。我忽然发现，季先生笑起来很好看，很童稚，这应该是一种学术之美、学者之美。

这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丛书成为语言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获得了出版最高奖：中国国家图书奖。全套丛书调动的作者及家属（因为一些作者已经过世，需要家属授权出版）、编者，前后有几十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季先生当主编这样的凝聚力、影响力，想把这么多位国内各个学派的著名学者凝聚在一套书上该有多么困难（有的学者在本丛书中只是一名编者）！在丛书的封四，我满怀激情地写了如下的“出版者言”：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包括《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是八位学者现代汉语语法论著精华之集大成。

八位学者系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成果标示着100年里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所达到的高度，正如本丛书主编季先生所言：“所选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研习“八大家”七部选集，可以对上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所谓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编选者不是简单的搜集排列，其编辑过程是对论著的深刻理解和再创造的过程。这得益于七位编选者黎泽渝、郭锡良、黄国营、范开泰、袁毓林、萧国政、沈阳也都是此领域著名学者，他们对“八大家”论著的体味和把握体现在编选之中……

作为出版者，我们对“八大家”为我国语言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七位编选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其中几位年过花甲的编选者（黎泽渝先生已近双目失明），他们的工作令我们感动。

这段“出版者言”的初稿有“由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主编”字样。季先生看后表示“一定要去掉”，理由是：“这里是介绍编选内容和过程，提我这个挂名的主编干什么？”我们也只好遵从季先生，忍痛割爱了。

也斗胆评价一下季先生

季先生去世后，如何评价季先生一直是网友们热炒的话题，有的说“顶多是梵语大师”，有的说戴这么多桂冠是“政治的需要”，等等。我想这样评价季先生：一位对世事、人生洞若观火的真知智者，一位学贯中西、在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伟大学者，一位爱国、爱人、爱物的忠厚长者。

1934年的季羡林先生

最后不能不评论一下季先生坚辞的，也是网友们讨论最多的“吉祥三宝”。

一曰“国学大师”：实事求是地说，季先生在国学研究上的成绩远不能与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人相比，但在对国学、对中国文化发展文化事业的推动上，这些位学者又远不如季先生的贡献大。因此综合起来，叫国学大师仍不属人为拔高。

二曰“学界泰斗”：凭季先生在古印度语上的开拓性贡献，凭其吐火罗语语义研究的开创性方法的建立，称为“学界泰斗”可算实事求是。

三曰“国宝”：这是个比喻性的称呼，意思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季先生正是这样的人才啊！

文章作者：吴长安

作者简介

吴长安，编审，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国际汉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本文曾刊于《中国出版》2009年第8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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