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村里没几个文化人,他算是响当当的“秀才”,背着帆布包走进土坯垒的教室时,全村人都来围观,孩子们扒着窗户看,眼里满是好奇。他教语文也教数学,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粉笔是自制的土粉笔,可他讲得格外认真,连放学路上,都有孩子追着他问问题。
这一干就是二十年,他从青涩小伙熬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民办教师的工资微薄,全靠村里分点粮食补贴家用,妻子总抱怨:“别人家男人出去打工挣大钱,你守着这破教室,能填饱肚子?”他只是笑笑:“孩子们得有人教啊。”
九十年代末,民办教师转正政策下来,他兴冲冲准备材料,却被告知因为“代课年限认定不全”“学历证明缺失”,没能转成公办。看着和自己一起代课的邻村老师拿到正式编制,每月领上固定工资,他躲在教室后面抽了半包烟,烟蒂扔了一地。
孩子们发现,老师讲课的声音低了些,批改作业的灯也熄得早了。有家长看不过去,去大队讨说法,大队干部摊手:“政策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他反倒劝家长:“别折腾了,我教一天,就对得起孩子们一天。”
又过了几年,村里盖了新教学楼,来了年轻的公办老师,他被通知不用再来上课了。走的那天,他把用了二十年的教案本整整齐齐放在讲桌上,孩子们围着他哭,他摸着孩子的头说:“以后要好好听新老师的话。”
如今他七十多岁了,每天搬个小马扎坐在村口,看着放学的孩子路过,眼神里总带着笑意。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教出那么多能走出村子的娃,值了。”只是偶尔翻出泛黄的教案本,手指划过上面的字迹,会默默叹口气。
那些年的民办教师,像村口的老槐树,默默守着村里的希望,却在时代的浪潮里,慢慢褪去了身影。可他们播下的知识种子,早已在孩子们心里发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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