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四书五经中的四书之一，全文只有3544个字。
这本书我很多年前就看过，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怎么看明白作者到底在说什么。近年来，我把四书五经轮番看，反复看，反复思考，自信今天算是基本明白了书的意思。
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过，看完《大学》再读《中庸》，这样就会好理解一些。《大学》讲的是人成才成长的基本路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做个能人、做个有本事的人，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按照这个路径走。
《大学》讲了人生的成长路径，但是，有路自己不一定懂得走，指明了路，还要自己能走好，确保人生路上不走歧路、不走错路、不半途而废，否则无法到达目的地。如何才能走好人生的路呢？《中庸》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论述的，走好人生的路主要靠自己，靠自己的真心诚意。
《中庸》翻译的版本很多，解读的版本也很多，但是我觉得都不怎么通俗易懂，不好理解，即使看完之后，绝大多数读者也还是不理解其中的精髓。
《中庸》认为，只有做一个明白人、清醒人、大彻大悟的人，才能一直站在真理的一边、站在正义的一边，行稳致远，才能正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读了非常多儒家经典，很早就有个心得，认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源头是《中庸》。
《中庸》的论述是有层次的，但是也并非十分严整，也存在颠三倒四的情况，但主题很突出，就是强调通过至诚达到做人的最高境界，做一个清醒的人、能干的人、有福气的人。
第一次层次，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1.人有天性。
天赋于人的东西叫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性，通俗地说，就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的成长规律，这些规律，在人出生的时候，就赋予了人。
人是人，不是其他动物，人是地球上唯一的精灵。按照天赋人性做人做事，就是讲人道，违背天性做事就是违反天道。教育人按照天性做事，就是教，教化的意义就是帮助人回归天性，不要误入歧途，不要泯灭天性。
人都有天性不会错，但是人与人的天性在后天的表现上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人人的个性。有人特别聪明，有人在某一方面特别擅长，这不是后天努力就能追赶上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北大清华的本科生主要是生出来的，不是单单靠教就能教出来的。
应当承认人与生俱来的差异性，学会尊重不同的人，尊重人的多样性。有时候，不是他不努力，而是他就只有这点本事。理论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人的一生太短暂了，没那么多时间让你反复学*，反复吃一堑长一智，反复失足不成恨。如果人的生命是无限的，那么活着活着可能大家的本事都差不多了。
2.规律客观存在。
孔子不喜欢谈论鬼神，但是他知道社会运行有规律存在，孔子谈论鬼神的时候，大体是指规律。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听得见听不见，规律都存在，天道都存在，规律不以人的一己之喜好而改变，俗话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不管读了多少书，赚了多少钱，当了多大官，获得多大奖，如果他对人生因果问题还在心存侥幸，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那么这个人在思想上肯定是不成熟的。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所以先贤们才强调“慎独”，有人看见没人看见一个样，人后人前一个样，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人不可能欺天。
举个例子：
东汉名臣杨震升任东莱太守，在他到东莱郡上任的途中，路过昌邑县，之前他推荐的荆州秀才王密，现在是昌邑县令，王密去拜见杨震，他乡遇故知，二人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已是夜深人静，这时王密怀中揣着十斤金来送给杨震。
杨震不高兴，说：“作为老朋友，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何故如此呢？” 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 杨震说：“上天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出去了。
正式基于以上认识，所以君子做人做事都能自觉以规律为为人处世的依据，不管是在人前还是自己独处，都能做到公平公正公道。按规律办事，走中庸之道，是真正利己利人的康庄大道。
3.心静和心动要统一。
人在平静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寂静的，没有爱恨情仇、没有喜怒哀乐，这种寂静叫做“中”。但是，人不可能一直寂静，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有喜怒哀乐。
不过，有喜怒哀乐不要紧，该喜喜、该怒怒、该哀哀、该乐乐，如果能做到该喜喜、该怒怒、该哀哀、该乐乐，而且恰到好处，这是必要的，也是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叫做“和”，能做到这种状态，就能各得其所，万物并作，天下和谐。
第二层次，中庸看上去很难做到，实际上并非遥不可及
中庸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偏不倚，符合规律，合情合理合法，就是刚刚好，恰到好处。
1.中庸之道确实存在难以把握的一面。
作者在这个层次里引用了很多孔子说过的话，中心思想是要表达中庸很难把握、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了，又很难坚持。共同富裕可以实现，高官厚禄可以不要，可以赴汤蹈火，但是要做到中庸很难做到、很难把握住。
一些聪明的人往往聪明过了头，而太愚蠢的人又达不到要求。有的人自作聪明，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冥顽不化，不撞南墙不回头，有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的死都不会转变。
2.中庸之道并非高不可及。
中庸之道不但无处不在，而且确有高深之处，千头万绪，千丝万缕，就算是圣人，也不可能处处把握得好好的，不可能事事都没有一点偏差，不可能始终都是100分。
人生的道理说起来虽然很复杂，所谓“真法不可说”，但是做起来有时并不难，大道至简。比如说，有些乡野村夫村妇，他们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也没读过书，但是他们也能知道一些人生大小道理，知道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可以做，他们与人为善，一生平安，儿孙绕膝，而且健康长寿，这些人难道不是人生赢家？
这些人为何这么厉害？小时候，就此事我问过我爷爷，他只说了做人要守本分。对了，这个本分就是他的中庸之道，守住了本分就达到了80分以上。
第三层次，坚持中庸之道有什么好处？
1.不坚持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缺德。
厚德载物，这里的物是人物也是事物，是一切美好。如果没有德行做支撑，“倾者覆之”，什么也载不了，福、禄、寿、人，等等，什么好的人和事都载不住。有些人自以为官大，自视甚高，为所欲为；有些人自以为钱多，目中无人，挥金如土。这样的人，若不能及时改正，都不可能持久下去，最后必然会出事。只有坚持走中庸之道，存正心，守正念，走正道，才能行稳致远。不按规律办事，就是干缺德事，就是不积德，就是损德。
不积德，最终必然一事无成。如果德行积累够了，该有的都不会缺席。德高之人，必有福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德行和财富、官位相匹配才能长久，官不是越大越好，钱并非越多越好，没有足够的德行做匹配，必定会出事，要么自己出问题，要么是提前吃了子女后代的饭，要么是无子女后代吃饭。
举个例子：
北宋的司马光，是个典型的保守派，先前我一直对保守派没有好感，但是近来思考多了，觉得保守派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他有一句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这说得多好多在理啊！不积德，给子孙留钱留书都没有用处；积累了德行，子孙没钱会去自己赚，没书会自己找书读。
再举个例子：
明朝灭亡前一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率军攻陷洛阳，处死了在此就藩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亲叔叔，接报后，崇祯皇帝哀叹：朕竞不能保一叔！他不但保不了一叔，一年后他也没保住自己的妻儿，自己则吊死在紫禁城神武门对面的煤山脚下。“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德在位在，德失位失。
2.坚持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在积德。
坚持中庸之道，为人处世不偏不倚，公道正派，实际上就是在积累德行，久久为功，必成大德。文中举了舜帝和周文王的例子，说明坚持中庸之道的好处，“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主要好处有这么几个方面：对人民有好处，对江山社稷有好处，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对自己有好处，自己名利双收不说，而且会健康长寿；对家族有好处，对子孙后代有好处，可享绵长之福。
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天道告诉你，自己要享福，必须是为他人、为社会做了贡献，不为他人、不为社会做贡献，这个福享不了，也享不长久。正是有这个天道，人类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如果损人利己能畅通无阻，人类早已灭亡。
坚持中庸之道可能一时一会看不到效果，积德也不光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一个家族能长期坚持良好家风，日积月累，愚公移山，效果就会出来，这个效果可能是井喷的，爆炸式的增长。秦王嬴政在位时,胜负已基本确定,秦国“奋六世之余烈”,于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统一天下不是嬴政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他祖上六代人的积累之功。
举个例子：
明太祖朱元璋当吴王时，和很多人一样，好奇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能惊天逆袭，能从一个叫花子当上王爷？他当上皇帝后，就更加好奇，自己为什么能当皇帝？为此他跟群臣前前后后讨论过很多次，后来得出一个原因：祖上累世积善，隐约田里。
朱元璋出生在佃农家庭，祖上至少十代都是贫苦农民。他本人只上过一两年私塾。这样的出生背景和学历，为什么能在元末乱世脱颖而出，开创大明王朝，成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群臣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的祖上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长期积德行善，如愚公移山，到朱元璋这里爆发，感动上苍，把两座大山直接移走了。朱元璋能当上皇帝，这是平凡家族长期积德行善的结果，可想而知，平凡家族、平凡人坚持守本分的巨大力量。
第四层次，如何坚持中庸之道？
如何走中庸之道，文中列举了一些大纲，但是大纲只是参考，不好量化，至于如何把握得更准确，需要靠自己修为和悟性。可供参考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良好品格和能力。
良好的品格和能力主要三种：知、仁、勇。此三者，既是品格，也是能力。
知也有三种：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绝大多数人都有认识一切真理、区分一切善恶的本领，这种本领与生俱来，可以通过学*实践得来，也可以通过自我思考领悟得来。
有的人是天才级的，学东西特别快，像是与生俱来的本事，比如鸭子孵出来就会游泳。天才级的人物毕竟是极少数，虽然这类人是极少数，但我们要承认这种人的存在。
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都需要努力学*得来，吃一堑长一智。也有些人，是吃了很多堑，受了很大苦头，吃了很大亏，甚至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明白的。不管怎么得来的知，都是非常珍贵的。
还有些人，是永远不知的人，他们永远睡不醒，是天生的糊涂蛋，对这类人，不要试图改变他，他不可能会改变的，保护好他们就可以了。
知有三个层面，一是知己，其次是知人，三是知天。
先说知己。
苏格拉底告诫人们，要“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很难，“认识自己”有两个拦路虎，一个是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心态；另一个是自我封闭的自暴自弃心态。如果能克服这两个心态，长期保持一个谦虚、包容的心态，多学*、多观察、多思考、多历练，那么“认识自己”就不难。
认清自己的资质。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选择自己能做的事，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扬长避短，长期坚持，就会有效果。一方面，资质差也不是很要紧，别人学*一天，我学*三天，别人学*一年，我学*三年，有些事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弥补的。大家都知道欧阳修写的《卖油翁》，卖油翁倒油的技术怎么这么高？“唯熟手尔！”很多事都是这样，熟练了就简单了。
但是，鸭子生下来就会游泳，鸟出生不久就会飞，人的天赋有不同，每个人都不可能万能。大家都知道《小马过河》的故事，松鼠过河会淹死，老牛伯伯过河轻而易举。对这类靠后天努力无法追赶的能力，要接受现实，不能蛮干。
认清自己所处的方位。
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来。
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如果本领已经练就，平台已经搭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风没来，除了静静地等待，最多就是读书、钓鱼，多说无益，蛮干也于事无补，甚至更糟。
风来了，用草船可以借到箭，猪也能上天，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中国历史上的那么多太子没能顺利继承皇位，就是当时还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
认清个人的作用。
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个人可以承担重大责任，甚至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必须尊敬英雄、崇尚英雄。但是，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生生不息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推动者。
每个人都是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历史阶段有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起来让人热血澎湃，振奋人心。但是仔细想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上又谁又能做到？愿望虽好，但也容易助长“假大空”之风。
秦始皇嬴政雄韬伟略，统一六国，自命始皇，想让他赢家“万世而为君”，不成想是二世而亡；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他退了一万步，想让大明朝能像周朝那样享八百年国祚，最后当然是事与愿违，惨淡收场，徒留天下笑。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是必须要考虑的，但是全局不能无限放大，长远也不能无限长远，应该有个限度。
知己就能知人。
能认识自己就能认识他人，知行合一。能知人者，能用人，能知人者才是真能人，一个人倘若不能知人，谈何知己？明朝天才思想家王阳明临终前说了一句遗言：我心光明。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已经心如明镜，一切美丑善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是人是妖、是鬼是神都能照应出来。
王阳明所说的并非夸张，高人就有这样的本事，王阳明、曾国藩在这方面都是高人，这两位是有真本事真功夫的，是真火眼金睛，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史上很难有人出其右。
俗话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很有道理，但这只是对普通人而言的。当领导的，被群小所欺骗、所蒙蔽，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只能说明他的天赋不够或者修炼修为还没达到境界。当然，就算是王阳明和曾国藩，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被个别人蒙蔽的情况发生。
知人就要容人。
对别人不可要求太完美，不可吹毛求疵，也不可完全凭自己的喜好而定。实际上，只要这个人大方向是好的、底子是清白的，是有党纪国法底线的，就差不多了。
对别人个性的要求不可太苛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特点，这个不关痛痒，无伤大雅。所以，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人生的一项基本功。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明朝大臣刘安曾劝说嘉靖皇帝朱厚熜，说：“人君贵明不贵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为明，天下始多事矣。”要求太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各种矛盾就会不断涌现，大而化之则天下无事，单位和谐，家庭和睦。
尤其是道德方面的事，不太好评价，党纪国法有清晰的界限，而道德要求往往比较模糊，不好量化。这方面总体要保持宽容。我们讲依法治国，这没有错，但是不能讲依德治国，因为德没有具体的条文，不好对标对表。
不过，讲以德治国是对的，以德为本，这是大方向的要求，鼓励引导公民培育良好德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大多标榜以孝治天下，并没有说依孝治天下，道理也是一样的。
程朱理学和它的信徒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企图依德治国，把道德教条化，企图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点在明朝和清朝表现的很明显，以至于造成全社会的思想僵化和国家固步自封。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批评明朝企图依较高的道德标准治国，用道德替代法律。
知天是知己和知人之外的事情。
天时、地利、人和，孟子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孟子的局限性。实际上，天时最重要。知天并非容易的事，孔子自己也是说五十知天命，知天命就是在认识上、判断上实现“天人合一”，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基础，就不会出昏招，避免乱干蛮干，能保持判断、决策的合理性。
举个例子：
项羽兵败退到乌江，当时有人劝他过江东，以图来日东山再起，但项羽没有过江东，而是选择了自刎。为何？一千多年后的李清照还发出感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但是，久经阵仗、走过荣辱的西楚霸王项羽，在临死前已经认识到大势已去、无力回天，这无疑算是一个进步，朝闻夕死可也！而李清照到底是一厢情愿之见。
仁就是仁民爱物。
总的要求就是对人对物要有仁爱之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忠，二是恕。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意思是，自己想要成家立业、建功立业，想要有所成就，也要理解别人有所成就的心，非但要乐见其成，还要做到成人之美。恕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不喜欢的，都不要强加给别人。当然，别人心甘情愿的事，不要轻易干预。
总之，要反求诸己、推己及人。
对待财物、动物也要有关爱之心，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不可浪费、糟蹋，更不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要做好仁，就要练好知的本领。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是自己真正不想要的，免得后悔；知道什么是别人真正想要的，什么是别人真正不想要的，免得好心办坏事。
知耻近乎勇。
勇字经常和敢字、忠字、猛字搭配，勇敢、忠勇、勇猛。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事开头难，蓝图描绘的再美，话说的再好，不付诸行动则一切无从谈起。
一个人，如果没有争先之心、没有羞耻之心，甘于落后，必然不会改过，不会奋斗，不会去完善提高自己，而是会选择碌碌无为。
所以，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有了羞耻之心，奋起直追、只争朝夕就是早晚的事了，知耻而后勇。比如，孩子的学*也是这样，他如果还不知道学*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那么他的学*主动性就不会有，学*没了主动性，谈何效率效果。
举个例子：
晚清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掌权，奕䜣认识到西方列强已经大大领先于清朝，于是向朝廷上疏，要求向西方人学*先进技术和经验，开展洋务运动。
奕䜣在奏疏中指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意思是天下最更让人羞耻的事是不如别人、比不上别人。大清朝是他爱新觉罗家族的，恭亲王奕䜣这算是知家耻。
再举两个例子：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劝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逃走，谭嗣同不走，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视死如归，结果被杀害。他在狱中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名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另外，黄花岗起义先烈林觉民，在起义前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后人称之为《与妻书》，他明知参加起义会死，但是依然抱着必死决心参加起义，他在信中提到，“遍地腥云，满街狼犬”，自己参加起义是要为“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谭嗣同、林觉民都是以国耻为耻，他们的事迹教育了一代一代中国人。
知耻近乎勇，说得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的事情，说得是奋进的动力问题。
2.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要精力都花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五种人际关系：上下级，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朋友。如果能处理好这五种关系，人生就是幸福的。
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仁、义、礼、智、信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不过，一个人不管多努力，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地、时时刻刻地处理好这么多关系，总的就是一个原则，要让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你，至少是认可你，而不是讨厌你。把握住这个原则就算优秀了。
坚持中庸之道最重要是要处理好两种人际关系。
对中庸之道危害最大的就是私心，所以儒家对这个问题也特别重视：一是注重自我修养，强调慎独，“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是强调正确处理两种关系，“贤其贤而亲其亲”，既要尊重人才、尊重能人，也要正确爱护亲人、身边人。
人的一生，无非是在和亲人和外人打交道，“亲其亲”是必要的，这是儒家修身齐家的必然要求，自己的亲人都处理不好关系，不能教育引导好，谈何其他事？“亲其亲”并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努力让其做正确的事，帮助其提高德行，然后获得与其德才相匹配的生活，而不是无条件满足其不合理的需求，否则就是害人害己。
外人中有贤人、小人，“亲贤臣远小人”没错，但是在贤人和亲人之间，一定要处理好关系，如果一味偏向任何一方，漠视另一方，都是不妥的，都不是中庸之道，如今提倡的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也是这个意思。
3.要处理好工作关系问题。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九条是帝王的工作原则，具体提法有过时之处，但是其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比如一家公司的领导，他坚持完善自己，礼贤下士，亲爱家人，团结干部，爱护员工，善待合作伙伴，招贤纳士，热情好客，泽被分支机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总的看是没什么大问题。
《中庸》最重视的就是自己，重点不是讲外界外人，虽然也讲外界、外人。
“自诚明，自明诚”。认清自己，定位好自己，努力做好自己，那么一切外界的问题都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都能有效解决。《中庸》既讲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也讲方法论。
其中讲要坚持中庸之道，坚持中庸之道有好处的内容，是世界观，是普遍真理；讲坚持中庸之道的方法，这是教条，教条就像授课的大纲，有备课有讲课的大纲并非不好，至少是个参照，有参照就会少走弯路，但是不能由此变成教条主义。
《中庸》反对将先贤的言行变成教条主义。
后来的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他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开了坏头，他把孔孟等先贤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教条化、神圣化，要大家按照先贤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去做就行了，文明终结了，请大家不要七想八想，要停止思考。
这无疑是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造成了中华文化从此走向歧路，思想一步步僵化，制度越来越保守，导致后来大幅落后于西方，造成“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后来，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又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以前，我一直觉得王安石变法很完美，但后来发现确实存在激进的一面。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太保守了肯定不好，但是也不能太激进，这正是中庸之道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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