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儒家的管理之道
一 道之以德：孔子的柔性管理
（一）时代呼唤儒家柔性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正在呼唤着儒家的柔性管理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管理科学理论和派别，为现代企业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东西方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不同，西方管理学家多把人“物化”，侧重于刚性管理，如“功能管理”、“计量管理”等，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管理的具体方法、制度、措施、规章、设备、机构等“硬管理结构”上，往往忽视企业的柔性管理，忽视“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企业社训”等无形因素，忽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本身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培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模式（如“福特管理模式”），突出了管理制度与管理程序等硬性指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刚性的企业管理系统，使企业员工高度组织化、标准化，把整个企业变成了一架精密的机器，这固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却忽视了企业中最根本、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因素——人的素质和形象，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抗，影响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的一个致命弱点。儒家提倡的柔性管理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管理思想，是用以针砭西方管理模式弊病的一剂良药。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方企业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深切地认识到要发展东亚经济，单凭简单地移植西方的刚性管理模式，是难以奏效的，还必须善于从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哲学中吸取智慧，以一种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来应付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保证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日本、韩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企业家，在吸取西方管理模式优点的基础上，注重企业文化精神，努力把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从而达到最佳的管理境界，以促进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于是，儒家哲学中的柔性管理思想，如“为政以德”、“正己正人”和“德主刑辅”等，已被东方企业家创造性地运用于企业管理，并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需要加以转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实践证明，儒家的柔性管理是一种有利于应付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是一种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思想动力。
儒家提倡的柔性管理，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在管理内涵上，主张“为政以德”，而不是“以法治民”；第二，在管理模式上，主张“正己正人”的内在控制，强调管理者的率先垂范作用；第三，在管理手段上，主张“德主刑辅”，即主张“刚柔相济”而以“导之以德”为主，注重“人情味管理”、“寓管于乐”和“人格化管理”等。
（二）“为政以德”与柔性管理
“为政以德”这一命题，是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处所、位置）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这是说，只要是以道德治国为主，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则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的内聚力。
《中庸》作者进一步发挥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主张“明德以化民”才是治国之本。指出“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诫谨恐惧，无时不然，才能“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做到“不动”、“不言”、“不赏”、“不怒”而民自化之，这就是儒家的“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的管理境界。荀子也认为只有德配尧舜的明主，才能“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荀子·王霸》）。这也是从“以德化民”的角度来阐释儒家的“为政以德”思想的。
儒家的“为政以德”，是建立在圣人的道德感化基础上的，认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于被管理者的感应性也就越大。它强调主动引导式的感应性，强调内在控制，并不是被动的、强制式的外在管理。只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只是“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这完全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内在的柔性管理。
这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法家凭借“权”与“法”的手段而达到治人目的的刚性管理，它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形象管理”有相通之处。“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素质和形象决定的。管理者的素质是内在的，而管理者的形象是外在的。管理者的素质与形象的关系，是一个诉之于内、表现于外的因果关系。管理者实施“形象管理”的直接作用就是依靠物化和外化的素质——形象。管理者要实行成功管理，除了传统、职位、资历诸因素赋予的权力性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依靠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诸因素赋予的非权力性影响，即依靠管理者自身的完美形象，有效地影响或改变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使之在被管理者的心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产生一种敬爱感、敬佩感、信赖感和亲切感，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内聚力和极大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这就是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的基本含义。
儒家讲的“为政以德”的“形象管理”，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在儒家学者中，尽管说法不一，但大体上都从管理者的道德品格立论，以道德为导向。认为只有管理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对被管理者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如果管理者道德品格低下，即使职位再高、资历再深、能力再强，也会失去威信和影响力，从而失去对被管理者的有效管理。既然管理者的道德品行对于被管理者有着重要影响，那么管理者应该具备哪些优良品格，才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呢？在这方面，儒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继承和弘扬。儒家要求“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所谓“七教”，是指“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弟（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所谓“三至”，是指“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孔子家语·王言解》）。主张管理者在思想品德上应该“尊五美”、“重九思”、“屏四恶”。所谓“尊五美”，即要求管理者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所谓“重九思”，即要求管理者做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所谓“屏四恶”，即要求排除对被管理者“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工作作风上，还应该有“四毋”精神，即“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固执成见），毋我（不唯我独是）”（《论语·子罕》）。有时，孔子还以智、仁、勇“三达德”来说明。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中庸》）所谓“智”，即要求管理者具有远大的志向和超人的智慧，所谓“知（智）者不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必须善于深谋远虑，具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制定宏伟的理想蓝图。在实现“远虑”的过程中，管理者又要善于排除一切困难与干扰，有效地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以便达到宏伟目标。“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说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所谓“仁”，即要求管理者具备仁德，主要包括“恭”、“宽”、“信”、“敏”、“惠”等。子张问“仁”，孔子答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其目，答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指庄重而谦和，即“居处恭”，“貌思恭”，“其行己也恭”（《论语·公冶长》），“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宽”指宽容、宽恕，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亲贤而容众”；“信”指诚实无欺，即“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敏”指敏捷、勤敏，即“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敏则有功”（《论语·阳货》）；“惠”指恩惠、实惠，即“君子惠而不费”，“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所谓“勇”，即要求管理者具有勇气、果断、刚毅的品德，即“仁者以有勇”（《论语·宪问》）。为了实现远大理想和捍卫真理，管理者必须具有“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强调通过“为政以德”来树立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实践证明，企业管理者如果人格低下，在利益分配面前，总是一马当先，向自己倾斜，贪得无厌，极端自私；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总是“媚上鄙下”，趋炎附势，“不怕众人怨，只求一人爱”，“上级来了一顿酒，同事见了握握手，干事来了瞅一瞅”；在处理同事关系上，心胸狭窄，嫉贤妒能，造谣中伤，落井下石，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在作风上，空谈虚伪，不务实事，推诿扯皮，应付下属。像这种人格低下、品质极坏的管理者，虽然可以借助手中“权力”施之以威，但这只是一种“最可怕最野蛮的威信”，而这种威信只能是短暂的、脆弱的、极其危险的。在被管理者心灵中，只能激起不满和愤怒，对管理者的影响只能是形式的、负面的。相反，如果企业管理者心地纯洁、人格高尚，具有公而忘私、公道正派和襟怀坦白的品格，在奉献面前“敢为天下先”，在待遇、招工、评职、住房面前“不敢为天下先”，对被管理者一视同仁、赏不避仇、罚不避亲，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对于他人的过失能够容忍、谅解，具有比天空还大的胸怀。这种品德高尚的领导必会使被管理者敬佩，在被管理者心目中形成一种潜在的凝聚力、支配力和无声的命令。只有被管理者肯定的领导，说话才有人听，办事才有人助。从两种不同人格形象产生出的不同的管理效果，说明儒家的“为政以德”的形象管理是何等重要。
儒家讲的“形象管理”，主要是从“为政以德”的角度立论的，是一种不完整的形象管理。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所谓“形象管理”不限于道德形象，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内容。塑造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良好形象，除了道德因素外，还有才能、知识和情感诸因素。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认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具备六大要素：身体素质、精神素质、道德素质、一般教养、专门知识、实际经验。从道德因素看，日本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十项品德要求，即使命感、责任感、信赖感、积极性、忠诚老实、进取心、忍耐性、公平、热情、勇气。从能力因素看，要求企业家应具备十项能力，即思维决定能力、规划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洞察能力、劝说能力、理解人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下级的能力、调动积极性的能力。有些管理者由于能力不及，在决策上往往失误，总是逃不脱从“拍脑袋”的盲目决策到武断地“拍胸膛”的“我负责”，再到“走为上”的“拍马屁”这一怪圈，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像这样无能的管理者能在企业员工中赢得威信吗？答案是否定的。从知识因素看，管理者的能力既靠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也要靠渊博的学识。而渊博的学识的获得又主要是靠勤奋好学。当今知识激增和信息万变的时代，要求管理者既要精通自己的专业知识，具有知识的深度，又要尽可能地了解相关的知识，具有知识的广度，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成为“T”型人才，以确保知识的权威性，这样才能获得被管理者的信任。如大港油田有一位新上任的厂长，职工中有人说他是文工团出身，不懂油田技术，这必然会影响职工对他的信任。于是，他把自己发表过的论文，能源部、大港油田颁发的科研获奖证书复印出来发给大家，很快扭转了大家对他的看法，大家认为新厂长不简单，有专家教授水平，职工情绪迅速稳定下来。这就是对“形象管理”的成功运用。有些管理者以“半路出家”自居，不学无术，既无高人一筹的、富于哲理的见解，又无富有感召力、生动活泼的话语，除了空语、套话，就是大话、废话，除了摆架子训人，一点耐人寻味的道理也讲不出，这种管理者的威信是很难建立起来的。从情感因素看，管理者应是最富有情感的人。既要有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也要有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管理者要特别善于控制自己的“怒气”，学会冷静地处理问题。三国时蜀国大将张飞虽武艺高超，性情耿直，但由于脾气暴躁，有时不近人情，使自己丧生于末将之手。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要学会感情投资，乐于助人，既要理解职工的生活困难，更要理解职工的过失和逆境。只有善于理解，才能缩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填平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塑造出管理者的高大形象。任何孤高自傲、毫无理解心和同情心的管理者，都是不好的管理者。
站在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的高度，我们既要继承儒家“为政以德”的“道德形象”的合理思想，又要依据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补充与发展儒家“形象管理”思想，并在时代精神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现代企业的“形象管理”的思想体系。有人指出，21世纪的企业管理者，在“形象管理”上，应具备12种新的意识：新的视野、新的思想、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能力、新的思维、新的风貌、经济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开创意识、风险意识、进取意识。由此可见，在企业中树立管理者的良好形象，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管理之道。
（三）“正己正人”与“形象管理”
儒家认为要实现柔性管理，在管理模式上，就必须做到正己而正人，修身而治人，上行而下效。只有真正做到自律，树立自己的良好道德形象，方可达到治人的效果。不能做到自律，管理者就无法行使形象管理。
从企业成员的构成看，企业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管理者只有在企业管理中树立自己的崇高权威，取得被管理者的充分信任，才能形成企业内部的巨大凝聚力，保证企业的成功。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所说：一个领导者为了说服别人遵循他的路线，听从他的指挥，“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面对多变、竞争的市场经济，必须保证领导指挥的权威性，既不能政出多门，也不能有令不行。但是，如何才能在管理中确定管理者的崇高权威呢？孔子认为，这种权威的形成只能依靠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实际行动，赢得被管理者的信任与理解，唤起下属的内在驱动力，而不能凭借地位、权势和金钱。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自然性影响力。由此出发，历代儒家都提倡“正己正人”的理论，由自我管理出发，达到企业全系统良性管理的目的。始于“正己”，终于“正人”，这是古今中外管理学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正己正人”的理论，首先是由孔子提出的。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正己正人”的理论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鲁哀公问“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政，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治国之道就是由“正己”而“正人”。第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指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他从正反两方面证明管理者自身的品行端正与否，对于被管理者具有重要影响。孔子曾形象地比喻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把“正己”与“正人”比喻为风与草的关系，风动草必动。从正面讲，上善则民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从反面讲，上恶则民恶。“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认为鲁国民众多盗，是由季康子贪欲所致。孔子由此得出结论说：民之离道，“必于上之佚道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意思。第三，“以身先之”。既然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就必然要求从政者“以身先之”，因为身教胜于言教。子路问政于孔子，孔子答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
孔子之后，历代儒家都把“正己正人”作为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非常重视管理者的表率作用。孟子依据“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思想，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之道。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孟子·万章上》）。把“正己”与“正人”有机地联系起来。荀子在《修身》一文中，系统地论证了修身是治国的根本。他形象地比喻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中庸》篇根据孔子思想，认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把道德上的“修身”与管理中的“治人”密切结合起来。《孔子家语·王言解》把统治者比作“表”，把被统治者比作“影”，认为“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明儒高攀龙也认识到“身先足以率人”的道理，曾说：管理者“理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责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企业家，在建构“日本式管理”中，吸取了儒家的“正己正人”思想，十分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且成功地将它转化为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管理效果。他们普遍地认识到，管理者只有首先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他人。日本松下幸之助先生在自己的企业经营中，提出“上司应成为以身作则的老师”的口号，为企业树立“不教而学”的典范。他曾说：“把工作授权给部下去作，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身为主管，必须以身作则，有随时可以挺身而出的气魄。”（《谈经营秘诀》）他根据自己一生的经营实践，“深感主角人物以身作则的重要”。他曾自述说：“我打电话时，员工就在旁边听。年轻的员工常看到我打电话，当他们自己打电话时，无意中用同样的方法应付。如此一来，我的员工打电话的方式逐渐统一，形成一个模式。社会上自然有所评价，称赞本公司电话礼节非常好，或非常周到。这并非我教他们做的。我虽然没有教，但他们都学会了。”日本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深谙孔子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道理，认为企业就是同心多圆实体，而企业的最高***（厂长、经理、董事长）就是这个同心多圆实体的核心。他说：“组织的真正机能，最好用圆周关系来表示：居于中心的，是首脑；他的周围，是主要负责人……小圆都向着大圆，形成一种向心关系……都围绕着中心相互依存，沿着轨道永不休止地运动着。”（《经营管理之道》）企业组织的这种圆周关系，能够保证企业经营决策核心向内圈，由里圈向外圈传达、辐射、扩散；执行的情况和结果，迅速地从外向里，将信息反馈到核心层，形成永不停息的双向对流循环，使企业充满生气和活力。
在中国的企业中，管理者也把“正己正人”看成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模式。我国近代企业家荣德生先生深知“正人正己”思想的社会价值，并以它来调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生产群体，从而达到以自我管理为中心，形成全系统良性管理的目的。他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采农自订行年纪事》）天津东亚公司宋裴卿先生亦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经营管理格言、作为厂训写在公司大楼墙上。这实际上也是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的管理，用东亚公司的话来说，就是“自己作自己的管理人”。我们在《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中，也批判地吸取了儒家的“身教胜于言教”思想，明确规定：“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虚心向群众学*。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言行必须一致。”唐山豪门集团在企业管理中，十分注重“垂范之威”。要求各级管理者要处以公心，率先垂范，不以权谋私，不搞权力承借，做到在条子、票子、房子、妻子和孩子上“五子不登科”，充分发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暗示效应。同时，还要求领导做到“罚不避将帅”。如规定不在厂区吸烟，违者罚款。第一个受罚的就是一位党委***。正如《菜根谭》所说：“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只有领导率先垂范，才能使群众对领导者产生服从感、敬畏感、敬服感、信赖感和亲近感，做到能人咸集、群贤毕至，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台湾企业家在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非常重视从儒家伦理思想中吸取精华，明确地把“正己正人”模式作为企业经营秘诀之一。他们要求企业家“要注重本身人格的感化力，做部属的表率，以德才来服人，而不假权威管人”。台塑关系企业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在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中，充分地认识到“正己正人”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发展一个企业，就必须以身作则”，努力做到“育人之前先育己”，否则是不会办好企业的。
儒家“正己正人”的管理模式，有两大思想特征：一是强调企业家（儒商）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内在道德感化力，而不注重企业家的外在权威。强调“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实际上，企业家对群众的影响力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如职位、资历等因素）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如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等因素）。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然性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兼有两种影响力，而以率先垂范为主，方能塑造可信、可亲、可敬的领导形象。儒家只强调“以德服人”而忽视“以力服人”，是一种片面性观点。二是强调自律高于他律，要求企业家通过严格的自我管理而达到管理他人的目的，从而把外在的“他律”变成了内在的“自律”（即“自己作自己的管理人”）。这种管理模式，有长处也有短处，如果我们在创立“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时，能够自觉抛弃它的短处，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必能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东亚经济发展。
（四）“德主刑辅”与两手管理
儒家推行的柔性管理，在管理手段上，主张“德主刑辅”。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所谓“道”即“导”，“政”即法制禁令。意思是说，如果以法令引导而民违之，则以刑罚齐之。这种外在控制手段，其社会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罚，而民心无所羞愧。“礼”即制度品节，大至国家典章制度，小至社会风俗*惯，既含有道德意义，也含有法律意义，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一种控制手段。如果奉行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再加上以礼义为本质的感化型的外在控制，人们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悦诚服。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儒家并不一般地反对“外在控制”、使用刑罚，而是主张把内在控制的道德导向与外在控制的法律约束结合起来。但是，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的比较中，儒家更为强调以“德治”为核心的内在控制。因为从社会效果看，“以德治国”胜于“以法治国”。
如果把“道之以德”的管理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既要提高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力，也要在被管理者中强调道德价值观的精神导向作用，即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率先垂范作用，将企业的共同道德价值观念灌输于全体员工的头脑中，使维系企业生存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为，提高全体员工的道德素质，从而激发出他们内在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模式，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多注重“道之以德”的内在控制。如中国在大庆石油会战中，除了制定必要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在全体参战人员中大力提倡“十不”精神，即“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工作条件好坏，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不计较报酬多少，不争职位高低，不讲分内分外，不论前方后方，一心为会战，一心为革命”。正是这种崇高的价值观念，才取得了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为祖国争了光。在天津引滦工程中，根据柔性管理原则，大力弘扬“引滦精神”，即“为民造福的伟大思想，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的高尚风格，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正是在这种“引滦精神”的鼓舞下，才取得了引滦工程的胜利。日本土光敏夫指出：“共同的价值观将职工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理想的企业形象。”（《经营管理之道》）日本学者在《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教材》中也指出：“控制不是来自上面的支配与压制，也不是限制或规范这样的东西，而是具有高的欲望和上进心，以积极而自发行动的人为前提的自我控制。”日本三菱集团的“社训”是“贯彻顾客第一的精神，面对世界竞争，改进经营管理，大力开发技术，以诚恳为宗旨，重视和睦”。正是这些“社训”与“经营哲学”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才使这些大型企业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
从儒家的“道之以德”的“自我控制”论中，东方企业家在管理手段上，多采用“人情味管理”。认为在企业中待人接物应以“情—理—法”的模式来处理，即要求企业家不能像对待“机器人”那样来对待有理智、有情感的职工，努力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既不以权势压人，也不动辄以规章制度卡人。凡是不合情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随时修改，以求合情之理，合情之法。例如，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以“服务与奉献”为内涵的“一团火”企业精神；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对外“中国心·世界情·华侨城”和对内“寸草心·手足情·华侨城”的侨城精神；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厂实施的情系用户、情系商家、情系同行、情系职工的“情感工程”等，都是中国人注重情感管理的具体表现。东方人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多富有人情味，多注重协调人际关系；而西方人则由于受到社会契约论和个人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多重视法治，偏重于“法—理—情”的管理方式。这是东西方在管理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西方多以“法—理—情”的方式来处理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所以造成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的疏远、冷漠与对抗，人与人之间缺乏亲密感，难以满足人性的基本需要。在东方企业管理中，根据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设计的组织形态，多具有人情味的家族主义色彩。正如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所说：“在日本，通常被看作重要的和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血缘关系，似乎已经被工作集团里的人伦关系所取代，这种人伦关系包括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社会》）这种新的人伦关系集中体现在日本人的“以厂为家”的观念上。在日本的公司和企业中，企业家是家长，雇员都是家庭成员，上司与下属之间，亲如一家，存在着忠诚孝悌的伦理关系。从这种具有人情味的家族主义的企业组织中，就发展出了“终身雇佣制”、“年资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和“集体决策”等制度。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得到推行，是由于具有中国儒家所提倡并经过日本文化所吸收与改造过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日本的这一独特的企业管理方式是西方人根本办不到的。正如当代美国管理学家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所说：“美国的企业不可能采用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也不能像日本那样促使员工对公司毫无保留地效忠。我们无法采用这种做法，就像我们无法采用日本国内的生活，也就是大家庭、父母的权威至上。美国的文化重视个人主义，强调地位平等，与日本的人际关系截然不同。”
无论是在港、澳、台地区，还是在中国内地，凡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比较注重“人情味管理”。根据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企业家如能注重“情感管理”，把家庭中的骨肉之情推广于企业内的所有职工，使企业员工亲如兄弟，充满人间真情与至爱，在生活上为职工提供优厚的待遇与福利，同时也要求职工以忠诚和不懈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台湾企业家刘心远创办的电脑公司的发展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984年创办时营业额只有50万美元，1985年增为3700万美元，1988年增为6900 万美元，1989年增为8900万美元，1990年增为15亿美元，7年之中增加了300倍。他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在管理手段上，刘心远先生回答说：“以中国哲学待人，以美国办法做事。”所谓“以中国哲学待人”，主要是对自己的部属要付出巨大的感情投资，发挥情感的巨大感化作用。香港旭日集团总裁杨钊先生提出的“做事认真，做人随便”的口号，也是要求在企业内除了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论功行赏外，还要求管理者淡化等级观念，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尽量满足企业员工的合理要求，使企业员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只把员工单纯地看成“经济人”或“机器人”，只注意以规章制度来惩罚人，使员工感受不到家庭式的温暖，缺乏凝聚力，这样的企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企业家在管理中以亲亲之情，实行感情管理，使企业内部充满至爱，员工就会无限忠于企业，乐于献出自己的青春与智慧，形成真正的企业共同命运体。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会无往而不胜。
要实现儒家的柔性管理，要求管理者必须做到“与民同乐”，“寓管于乐”，这也是管理者的管理艺术。从“以民为本”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儒家在管理上大力提倡“与民同乐”，反对“独乐”。孟子指出：“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什么“与民同乐”就可以“王天下”呢？孟子分析说：“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孟子·离娄下》）通过“与民同乐”，可以沟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思想情感，营造企业的和谐气氛，是管理者熏陶人心、移风易俗、实施“为政以德”的重要手段。儒家提出的“与民同乐”的观念，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如日本企业“野餐会”、“周末啤酒狂欢会”等，与中国儒家的“与民同乐”、“寓管于乐”的观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松紧结合”的柔性管理方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参加，无拘无束，彼此感化，相互交流，心灵沟通，从而激发出企业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这是一种高超的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树立管理者形象、实施“形象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儒家推行柔性管理，要求管理者必须尊重人的价值，推行“人格化管理”。所谓“人格化管理”，既包括管理者高尚人格的感化力，也包括对被管理者人格的尊重。孔子认为，人不但有“为仁由己”的主体意识，也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独立人格。所以，在企业经营上，充分尊重每一个员工的人格，是压倒一切的企业主题。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深知“人格化管理”的重要，指出在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无论是提出问题也好，或是交付任务也好，我总是避免命令的口气对他们说话。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自尊心，也要敬重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日本的管理艺术》）。日本理光公司把“热爱人”作为企业宗旨，要求尊重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创造和服务精神。日本日立造船公司把“爱人、爱国、爱社会”作为自己企业的指导思想，并将它挂在工厂办公室的门前。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土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明确指出：“今后的管理者，他们将是提出希望的人而不是命令者，是给人帮助的人而不是统治者，是具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批评者。”在台湾的一些企业家，发挥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爱的管理”和“自主管理”。所谓“爱的管理”，即将企业“视为家庭的延续，由***负起家长的责任，给予家庭式的真爱、照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给工作者以归属感；甘心贡献心力”。所谓“自主管理”，即“激发人员自动、自发潜力，培养其自主解决问题的精神”。中国内地海尔集团推行“人格式管理”，不搞命令主义，也是儒家的柔性管理思想的具体运用与发挥。
依据儒家“宽猛相济”而以“道之以德”为主的管理思想，唐山豪门集团公司总经理陈世增先生针对我国企业管理“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职工心理上的深层积淀”这一弱点，在融合中西管理手段之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兄长的心+厂长的手”这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企业管理方式。所谓“兄长的心”，指具有普遍中国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兄长对弟妹的那种赤诚的责任心、爱心和无私的、自觉的、愉快的奉献精神。这既符合我国家庭伦理和感情需要，又是对我国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弘扬。所谓“厂长的手”，是指实施厂长负责制的科学的、严密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手段。“兄长的心”与“厂长的手”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和谐统一的。“兄长的心”属于伦理范畴，具有柔性（软性）特征，其目的是获取人心、信任和威望，其手段则是依靠非权力性影响力来实现。“厂长的手”属于权力范畴，具有刚性（硬性）特征，目标是保证企业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整体性，手段依靠权力性影响力来实现。“兄长的心”，之所以不会使企业成为各行其是的歌舞厅和俱乐部，是因为还有“厂长的手”来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厂长的手”，之所以不会形成无人性的专制主义、惩办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因为还有一颗“兄长的心”，以这颗兄长的爱心来支配厂长那双负责任的手。“兄长的心”，可以造就与培植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厂长的手”，可以造就企业员工的规矩、约束和行为规范之势。在“兄长的心+厂长的手”这一公式中，“兄长的心”是精髓（神），只有在“兄长的心”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正确指导之下，才能把看得见的“厂长的手”变得更加有力和有效。可见，“兄长的心+厂长的手”这一管理方式，是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柔性与刚性管理思想的创造性概括，也是对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转换和精辟说明。石家庄第二印染厂厂长崔志才依据儒家“仁者无敌”的思想，在管理手段上，认为制度与纪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纪律要严，但不能冷酷。所以，他要求管理人员真诚地爱护员工，只要厂长爱护员工，员工必然会给企业以更大的情义和忠诚，所谓“厂长给工人一份爱，工人给企业十分情”。只有在企业中推行“爱的管理”，才能形成企业的凝聚力，才能在员工中培育起爱厂如家的精神，这样企业必然兴旺发达。所以，企业家才发出了“爱你的职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的由衷心声。江苏春兰集团公司总经理陶建幸先生继承和发挥儒家的思想，提出了“无情的三铁”（铁条例、铁纪律、铁管理）与“有情的爱心”（如优厚的职工福利等）相结合的管理之道。成都电焊厂厂长闫鸿，他从“以人为本”观点出发，把“对人以情”与“对事以法”结合起来，在工厂内开展全方位的“人情味管理”，十分重视解决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如子女就业、住房等），还给自己规定“三必去”——员工生病住院或重病在家，必前去看望；职工的丧事必备花圈看望、安抚；员工长期外出必去家中探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一种富有时代精神的、创造性的理论概括。
二 三戒三贵：《论语》与自我管理
“形象管理”是21世纪企业管理哲学的重要课题。我将从人生有“三戒”、树立良好的管理形象和“三贵之道”与礼仪文明诸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家“德性”智慧与塑造“形象管理”之间的联系。
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管理者的道德素质是内在的，而管理者的礼仪形象则是外在的。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礼仪形象的关系，是一个诉之于内、表现于外的因果关系。管理者实施“形象管理”，就是依靠物化了的内在素质即外在形象而实现的。
塑造现代儒商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我们可以从儒家“德性”智慧中吸取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现在，结合现实生活，摘其重要者加以现代诠释。
（一）人生有“三戒”
孔子认为，好淫、好忿、好贪是人生的三害。在人生过程中，只有管住这“三害”，才是真正的君子。如果管不住这“三害”，就有可能成为小人。这就是孔子在《论语·季氏》篇里提出的“三戒”之说。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戒慎、警惕）：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贪恋女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意气用事，好胜喜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得无厌）。”
康有为对孔子的“三戒”之说释曰：“三者（淫、忿、贪）人所不免，有体魄即有所欲，虽君子亦不能外焉。以人为血气所成，无血气者不能为人，有血气即为所动。血气越盛，制之愈难。……而血气用事又有三时：自三十以前，血气充阳于下，其患好淫，其戒宜在色；自五十以前，血气腾满于上，其患好忿，其戒宜在斗；自五十以后，血气衰败，老病侵寻，无向上之心，有虑后之意，其患好贪，其戒宜在得。”由此可见，淫、忿、贪是人生之三害。破除人生之三害，方可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
孔子根据人的生理发育状况，把人生分成“少之时”（少年）、“及其壮”（中壮年）和“及其老”（老年）三个时期。并指出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应戒慎、警惕的地方。孔子的“三戒”说，在今天仍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青少年时期，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早地纵情于色，早恋早婚或贪恋女色，既损害身体成长，亦容易走向犯罪。近年，在“身体是自己的，我爱怎样就怎样”的错误思想引导下，日本女中学生“卖身”以享受人生，马来西亚一些青少年搞“集体性游戏”，令人哗然。中国青少年性犯罪率不断上升，更令人担忧。只有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性知识普及，以定慧功夫，方可破除色关。这说眀孔子的好色告诫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壮年时期，正是精力旺盛、血气方刚、事业大成、实现人生理想的关键时刻。若因感情冲动而在小事上好胜喜斗，沉沦于愤怒和恶性竞争之中，岂不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吗?在这里，一定牢记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至理名言，以百忍功夫破除血气之勇。汉代张良的成功人生，证明“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一条真理。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指出：“忿思难”。这是说，当人将要发怒时一定要反思它会带来什么灾难性祸患。在人的不良情绪中，最值得重视、最需要控制的就是“愤怒”。所谓愤怒，即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外露和发泄。在现实生活中，或人生之艰辛，或社会之不公，或心胸之狭窄，或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皆能引起愤怒之情。从心理上表现为痛苦、紧张、敌视，以至无法压抑情感的爆发，其主要表现为发牢骚和攻击（如演说、谩骂、吵架、拳脚相加）。
人在发怒时，由于失去理性判断力，不仅伤身，而且也会做出错事、坏事和傻事。正如孔子所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糊涂）与?”（《论语·颜渊》）一般说来，愤怒是短暂的疯狂，是吹灭理性之灯的魔鬼。它改变人的常态，往往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给事业和人生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得知关羽被孙权斩杀后，十分气愤，不顾赵云等人的劝阻，怒而兴师，倾蜀国之兵，大举进攻东吴。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损失惨重。关羽之仇未报，自己却落了个白帝城托孤的悲惨下场。张飞因关羽之死，性暴如火。令军中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挂孝伐吴，为兄报仇。帐下范疆、张达二位将领，乞求宽限几日，竟被张飞打得满口出血，责令“来日即要完备，若违了限，即杀了二人示众”。由于张飞办事不近人情，范、张等人恨之入骨，即夜杀张飞，投奔了东吴。
同时，生理学认为不适度的情感发泄，是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即认为愤怒的情绪活动，会影响血气运行，造成肌体活动失衡，导致疾病产生。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愤怒会破坏身体的免疫系统，从而使心脏受损，导致高血压、溃疡、皮疹、心悸、失眠、困乏等。上海书法家楼辛壶节衣缩食，在杭州建一房屋，想不到竟被国民党军人强占，气愤而死。
那么，如何控制人的愤怒情绪呢?中国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近代林则徐），为了控制不良的愤怒情绪，在办公桌上，书写“制怒”二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切勿意气用事，以免造成难以预测的恶果。
“制怒”要标本兼治，既有短暂见效的治标，也有长期消除的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从愤怒之源上着眼，让愤怒无法产生，从根源上消除愤怒。加强道德修养，提高人生境界，是“制怒”的根本途径。北宋宰相韩琦通过修身养性，具备容忍、宽厚的美德，既能容忍上级的误解、冤枉，也能容忍同事的不公、缺点，更能容忍部下的过失。在日常生活中，他从不计较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受到朝廷重用时，与同事公平议事，从不沾沾自喜；不被重用时，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身居不测的宦海之中，也从不忧心忡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从不发怒，不感情用事，皆能以平和之心泰然处之。容忍是对理性能力的一种完善。“一忍可以制百勇”，“一忍可以制百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头脑冷静，理智地分析问题，正确地处理问题。
所谓“治标”，就是在愤怒发生后如何克服这一不良情绪的具体方法。发怒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不论谁在遇到不满时都会发脾气。一旦产生不良的愤怒情绪，切勿将自己封闭起来生闷气，把痛苦长久地埋在心底。“宣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呻吟以缓解情绪和肉体上的痛苦，可以找亲人聊天，可以在网上找朋友聊天，可以找同事、领导诉诉苦，可以通过击沙袋、拼命跑步和在无人处高喊等。
人有怒气一定要发泄出来，但是人在发泄怒气时，要求不要对他人造成伤害。孔子认为他的学生颜回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能够做到“不迁怒”，即在愤怒时，从不把别人当出气筒，迁怒于他人。某些领导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心里郁闷，往往在下级身上发脾气，或者回家在妻子、孩子身上撒气，或在酒店里酗酒、摔东西等，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迁怒”行为。
为了做到既泄气又不伤害他人，这里介绍三种方法：
第一，冷静法。一旦愤怒之情产生，就要马上找一间空房冷静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打打哈欠，使全身肌肉尽量放松；或者自言自语，如“安静下来”、“放松一些”、“保持冷静”、“保持心平气和”等。这样，就可以使激动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
第二，转移法。当发怒时，要立刻离开生气“源”，将不良情绪转移到其他活动上（如打打球），最好选择喜欢的业余爱好，以淡化、消除不良情绪。还可以将情绪转移到更高的精神需要的层次上去：或听听音乐，引吭高歌；或题诗作画，奋笔疾书；或漫步公园，亲近自然；或养花，喂鸟，下棋，玩电脑；或解魔方，解绳结；或亲近孩子，寻求天伦之乐等，力求在艺术享受和天伦之乐中淡化不良情绪。
第三，拖延法。古代罗马哲学家西尼卡说过：“拖延是平息怒气的好方法。”英国作家悉尼也认为拖延可以平息怒气。他说：“在事情未明朗之前，不要有妄下判断的鲁莽行为。因为我发现，只是24小时之差，看法就是天壤之别。”所以，当因某人某事而发怒时，首先要强忍下来，不作反应，等过一段时间查清真相后，再作处理，效果一般比较好。坚持“冷处理”，切忌“热处理”。对于企业家来说，学会自我控制情绪，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如果情绪控制不好，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枷锁，甚至可能将企业引入危险的歧途和可怕的深渊。
血气既衰的老年，理应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安度晚年，切勿在财富、美色和权力上再贪得无厌。但是，有人抱着“福满儿孙”的心态，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着末班车，利用手中权力，拼命去捞，这没有不犯错误的。近年，在我国出现的“59岁现象”就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的“三戒”之说，对于现代儒商如何管好不良情欲，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二）树立良好的管理形象
作为管理者的企业家，如何把自己塑造成具有强大亲和力、凝聚力的中和形象，孔子提出的“屏四恶”、“戒四毋”、“尊五美”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屏四恶”思想。子张请教孔子如何管理。孔子答曰：“屏（同‘摒’，排除）四恶”，即管理者应摒弃四种令人厌恶的管理方法。什么是“四恶”呢?孔子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同样）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这就是说，事先不加强教化而后滥行杀戮，叫作暴虐；事先不告诫不警示而要求立刻成功，叫作残暴；命令下达很晚，又缺乏有力监督，却要求下属限期完成，叫作贼害；同样给人东西，如同管理财务的小官一样，或迟迟不发或舍不得多发，十分吝啬，这叫作小家子气。陈子昂云：“劳臣不赏，不可劝功；死士不赏，不可励勇。”这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在这里，孔子指出“四恶”的管理者，事先从来不教育自己的部下，一旦他们有错，不仅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严加惩罚他们，这是不合格的管理者。能够“摒四恶”的企业家，即是好管理者。孔子主张合情合理的柔性管理，反对滥用霸气、残害员工的刚性管理。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将“四恶”当作一面镜子，从中吸取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定会获得人心。
第二，“绝四”之说。《论语·子罕》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绝”即摈弃、杜绝之意。这是君子为人处世的思维方式和做事原则。“毋意”即是摈弃主观揣测（包括不合理的假设、想象、猜疑等），一切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毋必”即为人处世不要太绝对化，要有变通性、灵活性；“毋固”即不要固执己见，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要有集思广益的精神；“毋我”即不要自以为是，独我独尊。不要有自私之心，凡事要“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在“四毋”中，“毋我”最为重要。“毋我”做到了，其他“三毋”也就容易实现。
第三，“尊五美”思想。孔子认为君子要管理好国家，自身必须具备五种美德。什么是“五美”呢?孔子指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即要求君子从政，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既使民得到恩惠，又不要过度浪费，这就叫“惠而不费”；选择百姓可劳作的时间和事情，适度地役使臣民，就不会因过度役使而产生怨恨，这就叫“劳而不怨”；君子虽提倡仁义但不禁止“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之欲），虽有求利之欲望，但从不贪利忘义，这就叫“欲而不贪”；无论财富有多少，权力有多大，君子都不应骄傲，这就叫“泰而不骄”；君子应“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使人望而生畏，这就叫“威而不猛”。
在“五美”中，前两种美德是君子治国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后三种美德是君子自身的品德修养。在孔子看来，任何一种美德都含有趋于恶行的隐患和潜能，只要这种美德向前跨越一步，就有可能转化为恶行，走向谬误。美与恶的对立具有相对性，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界限并非是不可逾越的。管理企业如同管理国家一样，也应当培育管理者的这五种美德，在惠与费、劳与怨、欲与贪、泰与骄、威与猛诸矛盾之间，按照儒家的“中庸（中和）”理论，努力做到执其两端、以求其中，把握适度原则，把矛盾控制在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上，方可成为卓越的管理者。
根据儒家的“中庸（中和）”思维方式，在管理形象塑造上，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孔子要求管理者在待人上做到“尊贤而容（容纳）众，嘉善而矜怜不能”。只有把“尊贤”与“容（容纳）众”、“嘉善”与“矜不能”有机结合为一体，才是不偏不倚之“中和”精神的体现。要求管理者努力做到“矜（威严、庄重）而不争（争执、争闹），群（合群）而不党（结党营私）”，“贞（大信）而不谅（小信）”（《论语·卫灵公》）。这里，所谓“群（合群）而不党（结党营私）”，就是“君子周（遍及、团结）而不比（勾结），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的意思，所谓“贞（正义、大信）而不谅（小信）”，就是君子着眼于大节而不拘泥于小节，着眼于正义、大道而不拘泥于小信。在情感上，要求君子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既要追求快乐又要不淫荡，既要悲哀又不伤害身体健康。在人格上，孔子本人就是按照“温（温和）而厉（严肃），威而不猛，恭（恭教）而安（安适）”（《论语·述而》）的中和原则来塑造自己的。只有在惠与费、劳与怨、欲与贪、泰与骄、威与猛、尊贤与容众、嘉善与不能、矜与争、群与党、周与比、贞与谅、乐与淫、哀与伤、温与厉、恭与安的诸矛盾中，能够执其两端而求其中，方可保持“中和”的最佳状态。
在待人接物上，管理者也有好恶之情。在交友上，君子乐与三种人交朋友。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正直），友谅（诚实、守信），友多闻（见广识博），益矣。友便辟（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友善柔（善于以和颜悦色骗人），友便佞（善于花言巧语、玩两面派的人），损矣。”（《论语·季氏》）在这里，孔子按照道德标准，明确地指出哪些朋友是有益的，哪些朋友是有害的。“损友来，益友却”（《弟子规》）。所以，应当同比自己德性高、学识广的君子做朋友，而不要同缺德的小人交朋友。“交友须胜己，似我不如无”的格言，是很有道理的。朋友是一面镜子，从朋友可以看出你是什么人。孔子的“三友”之说，对于现代儒商交友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对于七种缺德的人，孔子是十分厌恶的。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有一段对话，指出所讨厌的七种缺德的人。《论语·阳货》云：“子贡曰：‘君子亦有恶（憎恨、厌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厌恶说别人坏话的人），恶居下流而讪（诽谤）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不通事理）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抄袭）以为知者，恶不孙（不懂谦逊）以为勇者，恶讦（音‘杰’，揭发阴私）以为直者。’”孔子所厌恶的“七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通过孔子的“七恶”之说，既可观人，也可省己，在对比中把自己培养成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君子。
（三）“三贵之道”与礼仪文明
儒家认为，人的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礼仪形象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内在道德素质就有什么样的外在形象。正如《大戴礼记·四代》所云：“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者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者矣。”人的道德素质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可以通过“貌”（容貌、容体）、“色”（脸色）和“声”（言语）等外在形象表现出来。所以，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通常是“先见容貌，次视颜色，次交言语”，是逐步地认识人的内在品德的。
《论语·泰伯》载：曾子生病时，鲁国大夫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深情地对孟敬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粗野）倍（背，背理）矣。”这就是曾子提出的“三贵之道”。所谓“三贵之道”，即曾子认为“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是礼仪文明的三条基本原则，在儒家礼学智慧中最为重要。
什么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呢?“动容貌”也就是“正容体”，既包括人的体貌、举止，也包括人的服饰等。曾子认为只有以“礼”来端正体貌、举止和服饰，才能使自己避免粗暴、放肆和轻慢。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貌思恭（恭敬有礼）”、“非礼勿动”的含义。
所谓“貌思恭”，是说在人际交往中考虑自己的容貌是否恭敬有礼，谦虚和顺。如果待人粗鲁、骄横、无礼，没有不孤立、不失败的。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每到一国所以能“闻其政”，是靠“温（温和）、良（善良）、恭（恭敬）、俭（俭朴）、让（谦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孔子的成功，主要得力于“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的感染力。《论语·子张》篇云：“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夏所描绘的是君子容貌的三种变化，即远望庄严可畏，接近温和可亲，听其言严厉不苟。孔子所说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正是儒家追求的君子容貌。“貌思恭”是每个人塑造形象、走向成功的妙方。
《礼记·玉藻》篇作者，关于“貌思恭”具体地指出：“足容重（走路稳重如山），手容恭（两手不乱指画，如孔子在车中‘不亲指’等），目容端（目不斜视），口容止（嘴不妄动），声容静（既不高声喧哗，亦不轻佻说话），头容直（头颈不倾），气容肃（神气端庄严肃），立容德（站立笔直，中立不倚，俨然有德之气象），色容庄（面容庄重而不惰慢），坐如尸（坐姿如尸居神位，端庄而不箕踞，如孔子‘席不正，不坐’）。”
所谓“动容貌”，除了体容之外，还包括服饰。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服饰往往可以表现人格。”在《论语·尧曰》中，孔子主张“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孔子是如何“正其衣冠”的？如在炎热的伏天，孔子也不会只穿内衣上朝或出入公共场合。他总要在内衣之外套上一件或粗或细的麻布单衣，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社会里的“膀爷”和又露又透的“膀姐”。
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中学继承和发扬曾子和《礼记》的思想，要求学生必须做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直，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若能容貌常如此，则必会远离粗暴、轻慢之气。
中国虽是礼仪之邦，但面对当今社会严重失礼的状况，重温儒家的“正容体”的名言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里，由于人性为物欲所异化，有些人几乎丧失了自尊、自敬，失礼行为屡有发生。列举“失礼”行为如下：
“打响指”；“看书翻书页时，用手去蘸唾沫，有时还啐一口”；“手伸进裤子里搔痒”；“在人前拿手指挖鼻孔”；“用手拿东西时，把小指伸向一边”；“夏天用手搓身上的泥”；“和人握手时没完没了抓住不放”——不合于“手容恭”的礼仪文明。
“走路时摇摇摆摆，几个人一起走时，勾肩搭背，拉拉扯扯”——这显然不合于“足容重”的礼仪规定。
“把脚、腿放在桌子上和前面的座位上”；“听音乐会时，用脚打拍子”——这些都不合于“坐如尸”的原则。
“用完餐，拿牙签在嘴里抠来抠去”；“抽烟、吃饭时，嘴里发出响声”；“随地吐痰或啐唾沫”；“吧嗒嘴，抽鼻涕，用嘴带响地吸气，不断地清嗓子”——这些都不合于“口容止”、“声容静”的原则。
“过分地对着镜子梳洗打扮”，“碰着镜子就来回照”——这些都不合于“色容庄”的原则。
“过分地注视别人，盯着人看”；“进了人家屋子，目光四处巡视”；“经常眨眼”——这些都不合于“目容端”的原则。
“不择地方，倒头就睡”；“吸烟时喷吐烟圈儿或用鼻孔吸烟”——这些都不合于“气容肃”的原则。
有上述失礼行为的人，又怎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和尊重呢?美国成功学家马尔登指出：“一个人即使拥有诚实、勤勉这样的品质，即使在事业上雄心勃勃，工作起来干劲十足，但是如果行为举止不合礼仪，也会使他的许多努力毁于一旦。相反，一个举止得体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却往往容易获得成功。”另一位西方哲人也指出：“糟糕的举止会搞糟一切，包括理性和正义。良好的举止会弥补一切。它使‘不’字戴上金色，使真理变得甜蜜。”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努力将自己塑造成懂礼仪、讲文明的现代人，从而为自己打开走向成功之门。
什么是“正颜色，斯近信矣”呢?意谓端正自己的面部表情，这就接近于诚实守信了。《礼记·曲礼》指出：“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怯惑）。”要做到“正颜色”，有几种脸色是令人厌恶的：第一种是“骄色”。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一旦发了财，升了官，出了名，很容易把骄淫之色挂在脸上，装腔作势，臭架子十足。谁愿意同这种傲慢者交往呢?君子在同人交往中，应牢记孔子说过的“富而不骄”的至理名言。第二种是“谄色”。俗语讲：“马瘦毛长，人穷志短。”说的就是某些贫贱者在老板、上司和名人面前，总是满脸堆笑，百般逢迎，像哈巴狗一样。这种谄媚之色，最使人反感，只会让人瞧不起。这种人应当牢记孔子说的“贫而无谄”（《论语·学而》）的至理名言。第三种是“冷色”。或因绝对自私，或因孤僻阴郁，有些人总挂着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冷色之脸”是人际交往中的一堵墙，这种人不会有真心朋友。这样的脸色只会使他人远离你，把你与他人完全分割开来。第四种是“令色”。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这种不是出自真心而是出于某种功利目的的“令色”，也是一钱不值的。第五种是“伪色”。欢笑本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如果为了某种私利，不乐而强笑，这叫“伪色”。这是一种人格受辱的表现，是不会赢得他人的真情的。目前商家推出的“微笑服务”，如果对顾客缺乏出自内心的尊重，也是装出来的“苟笑”，一文不值。温和之色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并不是装出来的一张笑脸。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伪之心，往往不懂装懂，吹牛，撒谎，卖弄聪明，哗众取宠，而不知脸红。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人要有自尊心。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是该脸红的动物。”脸红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种美德。第六种是“德色”。就是自以为有恩于他人而流露出的一种得意神色。这往往造成受恩者自尊心的伤害，影响人际关系。郭沫若曾指出：“帮助人不要居功，不要有德色。”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应特别注意。上述六种脸色，都是虚伪不实品行表现出来的种种不正之面部表情。
那么，什么样的脸色才是“正色”呢?孔子指出：“色思温”（《论语·季氏》）。所谓“色思温”，是说管理者在与人交往时考虑一下自己的脸色是否温和、谦和。这个“温”字用得好。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既不冷也不热，既不卑也不亢。在孔子看来，温和之色才是内在美德的表现。温和之色，表示你对他人的尊重，既不盛气凌人，也不冷若冰霜；既不骄淫，也不自卑，更不装腔作势。人们根据你发自内心的温和之色，可以看出你的友善和诚实，断定你是值得信任的人。一张温和的脸色，既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又是对他人品格的尊重，是人际交往中不可多得的一张通行证。
什么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话时要注意用词和口气，这样可以使自己避免粗野和悖理。《礼记·曲礼》作者从人与禽兽区别的角度，论证了这一命题的重要性，指出：“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即人言而无礼，则与禽兽无别矣。在人际交往中，说话应坚持“非礼勿言”的原则。
人有一张嘴，除了“吃”的功能，就是说话。首先是“言思忠”，要求君子对人说话要真心实意，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做到诚实守信。孔子弟子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能说到做到，答应人的事不隔夜就马上去做。说话最重要的要求是诚实守信。“巧言令色”，言不由衷，假话连篇，这是孔子极力反对的。
说话除了坚持“言思忠”，还要讲究用词恰当，注意说话语气。词不达意固然不好，说话过多也是一种浪费。“辞达则止，不贵于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人皆能说话，但未必会说话。因为会说话是一门艺术，是人类礼仪文明的一种表现。
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指出：“侍（侍奉、陪着）于君子有三愆（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急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瞎子）。”这里讲的是说话艺术。在部下对长官、后辈对前辈、臣下对皇帝以及朋友、同辈之间说话时，一定要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同时还要善于观察“颜色”。在不该说话时先说了，是一种缺乏修养的表现，这叫“急躁”；该说话时却不说，明哲保身或怕得罪人，是一种退缩隐匿“鸵鸟策略”；说话时不注意观察听话人的“颜色”和心情，应做到及时调整说话内容或马上停止讲话，避免造成“君之所言未必听话者之所好”的尴尬局面。
三国孙权手下有一位名叫虞翻的骑都尉，性高气傲，直言不讳，他常常不看君主脸色，抢在君主前面大发议论。有一次，降官于禁被孙权放出后，于禁竟和孙权骑马并行，孙权本人并不介意，而虞翻却大骂道：“你这个投降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的大王坐骑并行呢!”说着就要用马鞭抽打于禁。孙权禁止道：“虞翻，你太放肆了，给我退下。”孙权心里想：即使于禁无礼，你亦不该大呼小叫，眼里还有我孙权吗?后来，孙权在船上宴请众人，于禁听到音乐后，失声泪下，虞翻又插嘴说：“你不要假装伤心，好让我们放了你，痴心妄想!”孙权极为不满，心想：狗奴才，哪里都有你!孙权让于禁与他并行，并在宴会上露面，自有孙权的道理，哪里容你虞翻插话!还有一次，孙权和张昭谈论神仙，兴趣正浓，虞翻又插了一句：“谈什么神仙呀?他们都是死掉的人，世上哪里有神仙?”这等于批评孙权、张昭无知，于是孙权一气之下就把他发配了。
孔子一再告诫人们：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即要求君子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谨慎。孔子在东周太庙参观时，看见**“三缄其口”的铜人。铜人背上的铭文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孔子家语·观周》）这段铭文告诫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以免祸患。
曹操的主簿官杨修，聪明伶俐，喜欢炫耀。曹操在视察丞相府的扩建工程时，用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一言不发就走了。当时，谁也猜不透这个“活”字是什么意思，而杨修则叫人把门改小，并解释道：“门中加了活字，不就是个阔字?魏王嫌门太宽阔了。”有一次，曹操吃了几口糕点，便在糕点盒上写了一个“合”字，谁也猜不透这个“合”字的玄机，而杨修则打开糕点盒吃了一口点心，并且告诉大家：“魏王要大伙一人一口，你们还犹豫什么?”原来“合”字是由“人”、“一”、“口”组成，不就是一人一口吗?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攻汉中，曹操虽打算弃守，但尚未最后决定，还在犹豫之中。于是曹操向部属发出“鸡肋”的口令。这是什么意思呢?无人通晓。唯有杨修打装行李，准备回家。有人问他何以知道是撤军呢?答曰：“‘鸡肋’这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魏王用它来比喻汉中，这不明摆着要撤军吗?”于是曹营将士纷纷收拾行装。曹操得知这一军情后大怒，就以“惑乱军心”的罪名把杨修杀了。曹操本是疑心很重的人，而杨修却能屡次猜中他的心机，往往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杨修虽然很聪明，但他不懂得“多言多败”的道理。他死就死在不“慎言”。我们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教训。
在公共场所里，说话要注意内容、分寸、方式和对象，切不可胡言乱语，喋喋不休；要学会尊重别人，注意说话“口德”，做到“非礼勿言”。具体而言，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不要询问别人的隐私。有人总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如夫妻感情、身体健康、私生活、银行存款以及未实施的计划等，并将之公布于众，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第二，不要当众揭穿他人的疮疤。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即使道德高尚的人，也难免有生理上的缺陷和性格上的弱点。这些疮疤一旦被尖刻者揭穿，对方就会感觉“丢面子”，感到不满和愤怒，从而引起人际关系紧张。在公开场合劝谏领导时，要特别注意给领导“留面子”，切不可使领导在众人面前难堪。这不但表明你的善意和对领导的尊重，而且也会给自己留下进退自如的余地，一旦发现建议不当，亦可给自己“找回面子”。否则，只能给自己带来灾祸。
第三，不要在众人面前故意宣扬别人的错误。有些尖酸刻薄者，总喜欢拿别人的错误当笑料，到处宣扬，幸灾乐祸。这一做法不但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低级趣味，只会贬低自己在众人心中的形象。在同他人的交往中，要维护他人的尊严，任何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四，在与上司或长辈讲话时，要善于使用敬语，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向领导请教时，“我想请您指教一下”；汇报工作时，“我按照您吩咐的做好了”；接受指示时，“明白了，我马上去做”，“我知道了，我会按您的指示去做”；受到称赞时，“过奖了，不敢当”，“被您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意思”；受到忠告时，“您说得对，我一定牢记您的忠告”；向上司道歉时，“对不起，今后我一定多多注意”，“给您添麻烦了，非常抱歉”；在指示、命令无法接受时，“很抱歉，关于这事我还不太清楚”，“这件事要马上去做，还有些困难……”；提出建议时，“张总，能否请您将我的建议考虑到计划中去”；托人帮忙时，“我能拜托您一件事吗?”“您能帮我一个忙吗”，等等。
曾子提出的“三贵之道”，从本质上是对人格的自尊与他尊。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谁自重，谁就会得到尊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如果你想受人尊敬，那么首要一点就是你要尊敬你自己。”只有自我尊重，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如果在人际交往中，不能遵循“三贵之道”，举止猥琐，衣着怪异，趣味低下，谈吐粗俗，满脸不正之色，是不会得到他人尊重的。
三 思不出其位：曾子的定位管理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曾子的管理思想进行解读和研究，颇有新意和体悟。今选择曾子的“思不出其位”管理思想阐释之，或许对企业管理者有些启示。
（一）“思不出其位”的定位管理
《论语·宪问》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在这里，曾子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是对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的说明。不管是孔子讲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曾子讲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都是各在其（职）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搞好工作。在管理学上，这叫作定位管理。
任何社会团体和组织，犹如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是这架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部件。只有每个人都能做到“思不出其位”，管理系统才能正常运转；如果违背这一管理学原理，管理机构就会失灵，造成无序的混乱状态。
中国汉代有一个叫丙吉的丞相，有一次出门，他看见一群人在路上斗殴，他不下车过问，继续向前走；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他立刻停车派人去向赶牛人查问原因。随行者不解丞相之意，认为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之。丙吉解释说：“民斗相杀伤”，这是长安令、京兆尹的事，“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汉书·丙吉传》）。现在正是春耕季节，天气还不很热，看见耕牛口吐白沫，是不是天气失常？调和阴阳，国泰民安，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故当问之。“丙吉察牛”这则故事，所说的正是曾子的“君子思不出其位”的道理。
治军如同治国一样，在《三国演义》中，也有一则故事：诸葛亮刚出山辅佐刘备，就在博望坡迎战曹军。作为军师，诸葛亮的职责主要是出谋划策，调兵遣将，布置战斗任务，反复叮嘱诸将依计而行，切勿有误。关羽不懂得“君子思不出其位”的道理，很不满意地问道：“我等皆出迎战，不知军师你却做何事？”诸葛亮答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冷笑说：“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着，好自在啊!”刘备毕竟比关羽、张飞高明，劝道：“其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这里诸葛亮所以坐守县城，不上阵厮杀，并非他胆小怕死，而是他深谙“君子思不出其位”的道理。正因如此，刘备才取得了博望坡之战的胜利。
（二）违背“定位管理”的三种错误行为
齐家与治国、治军之道也是相通的。《红楼梦》所述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由此可见，曾子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学原理。如果不按照“君子思不出其位”思想进行管理，就会在管理场中出现三种不和谐的行为。
第一，“虚位”。如果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是“实位”的话，那么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占着茅坑不拉屎”，身居其位不司其职，只领薪金不干实事，则是一种“虚位”。另一种“虚位”是下级“向上授权”。有些下级或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或为了绕开难题，或为了逃避责任，常以请示报告的形式，把本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一股脑地推给了领导，让领导拍板决定。而有些糊涂领导误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尊重，还沾沾自喜，乐而为之。岂不知这种“向上授权”，即使自己疲惫不堪，又会挫伤下级的积极性。从管理学角度，领导与下属各有其位，不可互授，这叫作“为治有体，上下不可互授”。
第二，“越位”。作为领导，如果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总是喜欢对下属工作指手画脚，乃至越俎代庖，就是“越位”。这种“越位”行为，同曾子的“君子思不出其位”的思想也是相违背的。据《吕氏春秋·察贤》篇说，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宓子贱，一个叫巫马期。“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单父治”；而巫马期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才勉强当好单父县长。于是巫马期向宓子贱请教治国之道。宓子贱回答说：“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劳，任人者逸。”所谓“任人”，就是依照“君子思不出其位”的治国之道，不犯“越位”错误，能够充分调动与发挥下属的积极性，让他们各尽其责；所谓“任力”，就是违背“君子思不出其位”原则，凡事亲躬，喜欢包办一切，即使辛苦，也未必能把事情做好。这证明“任力者劳，任人者逸”是很有道理的。为了避免这种“越位”错误，身居领导的人必须懂得“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对下属一定要有高度的信任，努力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抽身谋大计”的管理艺术。
第三，“错位”。所谓“错位”，就是违背“君子思不出其位”原则，总是喜欢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往往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如某单位的领导在会议室召集各部门主管开会，汇报各部门工作，有一位部门主管首先发言，他不谈本部门工作，却情绪激昂地对别的部门说三道四，提出了许多意见。领导见此情，眉头大皱，同事也表示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他犯了“错位”的错误。
综上所述，曾子提出的“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是一条重要的管理学原理，而且对各行各业的实际管理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绝不能像某些人那样，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利己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曲解，必须加以纠正。
四 无为而治：朱熹的管理艺术
“无为而治”虽是道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宋代大儒朱熹也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理想管理模式。朱熹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哲学，而是以“有为”求“无为”，即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理想境界，这是儒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特征。
（一）何谓朱熹的“无为而治”思想？
宋代大儒朱熹在注释孔子的“为政以德”命题时，对于儒家的“无为而治”作了一个既深刻又准确的分析。他说：“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又说：“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所谓无为，非是尽废了许多簿书之类。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以身率人，自是不劳力。礼乐刑政，固不能废。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术笼络天下，所以无为”（《论语五》，《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从朱熹的精彩论述中，我们对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至少可以作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儒家所谓“无为”，并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而是建立在“有为”基础上，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是“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统一。只有在“修己”与“求贤”上有所作为，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第二，儒家所讲的“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主要内涵是“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要求管理者在“修己”上有所作为。在“有为”上，儒家虽然重视“修德”，强调人之“有为”，重点“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但这并不否定“刑罚号令”、“礼乐刑政”和“簿书之类”的作用，只是在“德”与“政”的关系上，主张“以德先之”，认为只有“以德先之”，才能做到“政皆是德”，保证“不以智术笼络天下”，达到“无为而治”之境界。可见，朱熹讲的“有为”，既有“德”，也有“刑（政）”，只是在二者之中，强调“以德先之”，以刑辅之。他在强调“修德”的同时，也主张“礼乐刑政，固不能废”。一旦进入“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的境界，就可以达到“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的目的。
第三，由“德修于己”到“人自感化”，实际上也就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的过程。“德修于己”是管理的起点，而“人自感化”则是管理的终点。在这里，儒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效力，主要建立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感应性上，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感情认可，从而充分调动与发挥被管理者的潜在积极性。这是一种视之不见、闻之无声、触之不及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凭借内在道德和外在形象影响与心灵沟通，把管理者的心愿和组织目标变为被管理者的自觉自愿的行动。这种不是以“刑（政）”而是以“德”激发出的内在重于外在、身教重于言教的感应性，是儒家柔性管理在方法上的主要表现。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无为而治”属于中国传统的柔性管理的范畴。
由此可见，儒、道虽然都讲“无为而治”，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在理论基础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以道论为根据。“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故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而儒家的“无为而治”则是以仁论为基础，从“仁者爱人”的前提出发，要求管理者实施“王道”，反对霸道。在内涵上，道家主张“无为即自然”和“复归于朴”的清静之道，而儒家则主张崇德尊贤之道。在实行方式和秩序上，儒、道虽然都主张“有为”与“无为”的统一，但是道家强调“为无为而无不治”，即由“无为”而“有为”，而儒家则主张由“有为”而“无为”，即“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儒家的“无为而治”不同于道家，有其自身固有的内涵和特点。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美国拉尔夫·古德、戴维斯、斯托格迪尔等人大力提倡品格特质论，即认为成功的管理取决于管理者本人的品格特质、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在儒家看来，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必须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和推行道德教化，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由正己而正人，由修己而安人，由自律而他律。实际上，这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古代尧、舜、禹、汤等人视为“无为而治”的典型，对他们十分推崇和向往。他曾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即认为“无为而治”是一种很高的管理境界，只有尧、舜这样的圣贤明主才可以达到。儒家讲的“无为而治”，正如朱熹所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感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朱熹又说：“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正己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论语五》，《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里说的“恭己”是“就貌上说”，系指“身体严整，容貌端庄”，“恭只是敬之见于外者，敬只是恭之存于中者”（《北溪字义·恭敬》）。二者“如形影然”，不可分割。只有“修己以敬”，方可“体貌尊严”。可见，儒家的“无为而治”，就其内容而言，是建立在圣人的道德感化基础之上的，认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被管理者的感应性也就越大；就其管理方法而言，它强调主动引导式的感应性，并不是被动的、强制式的外在管理。只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只是“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论语五》，《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完全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感化的柔性管理。
孔子把尧、舜、禹视为上古三代“无为而治”的典范。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谓像舜、禹那样的贤君，知人善任，不身亲其事而天下得之，这是多么伟大啊！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上古唯有圣人尧舜能够法天以成德布治，民虽“无能名焉”，但其功业文章巍巍光明，这是焕然可名的。因其博爱无私，至美无偏，“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故“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这叫作“民无能名焉”。朱熹发挥孔子的思想，在《论语集注》卷四《泰伯》篇中援引尹氏对此注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尧、舜为什么能够实现“无为而治”呢？孔子认为尧、舜、禹、汤得天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孔子的学生子贡进一步分析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具体而言，舜任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主持政务，统率百官；任命弈为“后稷”，教民种植收获；任命契为“司徒”，教民伦理道德；任命皋陶为“法官”，掌管刑律法制；任命伯夷为“秩宗”，负责祭祀鬼神。使之各负其责，分别处理政务。正因为尧、舜、禹在“明选求贤”上有所作为，故能“任官得其人”，实现“无为而治”。
（二）“任贤故逸”与“分级管理”
儒家的“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思想，同现代企业管理的“控制跨度”、“分级管理”和“黑箱艺术”是相通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谓“控制跨度”（“管理幅度”）是指管理者直接管理的下属单位或人员的数目。控制跨度是由人的体力、精力与知识等的有限性，以及控制对象的工作性质、层次高低、地理位置诸因素所决定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控制跨度。但是一般来说，管理学家认为一名最高管理人员通常控制四、五个直属下级较为合适，一个管理者能够有效地管理的人员以7~12人为宜。基于“控制跨度”理论的“分级管理”，是指通过有效地分权和授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负其责。实践证明，任何管理者的管理跨度都是有限的。一旦超越这个限度，试图实行完全控制，消灭层次管理，凡事都要亲自过问，只能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低效。只有通过授权、放权，才能使管理者摆脱烦琐事务，集中精力抓大事，从而成为一名超脱的、潇洒的管理者。一位聪明的管理者，不但要善于发现人才，而且也要善于使用“众力”、“众智”。《群书治要》云：“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明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识，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任何天才都无法胜任“群务”与“万机”，故必须实现分级管理。正因为管理者能够任贤使能，故无智而能使众智，无能而能使众能，无为而能使众为。在楚汉之争中，刘邦所以能够战胜盖世英雄项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邦精通使用“众力”、“众智”的道理。刘邦在洛阳南宫谈到他的成功之道时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上，此吾所以得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汉书·高祖纪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邦战胜项羽，是儒家“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思想的一次成功运用。
在当今矛盾错综复杂、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说到底最为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企业管理者只有善于“使众力”、“使众智”、“使众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要解决“使众力”、“使众智”、“使众为”的问题，真正推行“无为而治”，就必须在体制上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力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相互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要解决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就必须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如何授权、放权的问题。只有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彻底抛弃家长制作风和不信任态度，方可实施“无为而治”。依据“控制跨度”和“分级管理”原则，国外某些企业明文规定：“上级领导不得撇开职工的直接领导向职工直接发布命令、提升和惩罚。”这一规定，既利于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可以避免管理者越权而导致的瞎指挥。但是，今天有些企业管理者仍不懂得“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道理，整天从日出忙到日落，晚上加班加点，大小事都到场，各项工作都要亲自参加，大小会议都要亲自主持。这种“事必躬亲”的事务主义，既劳瘁自己的精力，又降低工作效率，于己无补，于企业无利，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愚蠢做法。
（三）“任官得其人”与“黑箱”管理
在“控制跨度”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现代控制论者进一步提出了“黑箱”管理艺术。什么是“黑箱”管理艺术呢？其基本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输入（投入）—黑箱—输出（产出）。所谓“输入”，是指上层管理者将已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必要的物质、经费等下达给已选定的下属单位和个人；所谓“黑箱”，是指下属单位和个人完成任务目标的具体方法、手段及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全部过程；所谓“输出”，是指下属单位和个人完成目标任务的结果。
这种“黑箱”管理艺术，是“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统一。它要求管理者在科学决策、“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输入和监督评价、验收输出两头上要有所作为，切不可犯“不及为则偷”的错误。管理者如同人们使用电脑一样，只管输入数据，得到答案，而不需要了解电脑如何运作，更不要去干预电脑的运作过程（除非电脑出现故障），对于下属单位和个人如何完成目标任务的手段方法和转换过程，不必干预过问，将其模糊处之，这叫“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垂拱而治”。在这个中间过程（黑箱）中，如果越权干预，就会犯“过于为则扰”的错误。
儒家的“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无为而治”思想，虽然蕴含有现代企业“黑箱”管理艺术的某些思想，但它还不等于现代企业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体系。从现代管理角度看，“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体系至少由四个因素构成：第一，“运筹于帷幄之中”的科学决策。管理者要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首先要依据客观现实进行科学决策，即确立目标、制定政策、周密规划。科学决策与规划是“无为而治”管理的起点。只有确定了目标和规划，管理才有方向和意义。从企业角度看，需要确定的目标至少有八个方面：在市场上所要达到的水平、创新指标、生产率指标、物质和财政资源指标、赢利指标、管理人员的绩效和培养计划、工人的工作和态度要求、公众责任心要求。前五项是有形指标，后三项是无形指标。科学决策和周密规划，是管理者实施“无为而治”的第一要诀。第二，在目标和规划确定之后，如何组织人才、起用贤才就是最为重要的事了。这是一个由规划变为现实的转换过程。在这一阶段，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任何人的智力、能力都是有限的，正如管理学家杜拉克所说：“谁也不可能是十项全能。与人类现有博大的知识、经验、能力的汇集总和相比，任何伟人的天才都不能及格。”只有善于“使众智”、“使众能”、“使众为”，才能成为一位聪明的管理者。事必躬亲的做法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善于求贤”、“逸于得贤”相结合，是管理者实施“无为而治”的第二要诀。第三，在由规划向现实的转换过程中，除了组织人力、起用人才外，管理者通过“修己以德”的形象管理，达到“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效果，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管理者实施“无为而治”的第三大要诀。第四，在前三个措施之后，管理者应施以控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考核标准，深入检查工作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最初的决策和规划进行及时评价，调整原有计划，作出新的规划，开始一个新的循环，从而构成一个现代“无为而治”管理思想体系的闭合圈。这一闭合圈是管理者的“有为”与“无为”的完美结合。这是对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这是一个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要想实现“无为而治”这一管理艺术，就必须努力克服由于权威者对事情的过分干预而形成的“权威病”。在企业管理中，“权威病”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轻则干扰下属的管理职能，越权侵犯下级的权力，使下级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造成多中心指挥，造成主观主义瞎指挥的人间悲剧。重则造成工作失误和上下级关系的严重对立。在管理运行机制中，一旦出现“权威病”，就必然破坏民主，打击不同意见，出现非正常的新的“权力场”，使正常的权力秩序遭到破坏，正常的权力结构失去效力。它和运用“众智”、“众力”的“无为而治”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在企业管理中，树立管理者的权威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没有权威的管理是无效的管理。但是，“权威病”是必须克服的。只有彻底医治“权威病”，“无为而治”的管理艺术才能顺利实施。可见，“无为而治”的管理艺术并不是每一个管理者都会自然掌握的，它是在不断地同“权威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学会的。
五 敬事而信：儒家的信用管理
在企业管理中，为了构建企业“内外互信”、“上下互信”的良好关系，除了管理好企业家的信用资源外，还必须精心培育企业员工的信用资源，全面实施企业员工的信用管理。这是企业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精心培育企业员工的信用资源
企业员工要想取信于领导，首先就要细心地观察与分析自己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孔子把管理者分成君子类与小人类两种。他说：“君子易事而难说（悦）也。说（悦）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悦）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在君子类的管理者手下工作是很容易的，而要讨好他的喜悦、取信于他，则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不用正道去讨他欢喜，他是不会喜欢的，更谈不上取得他的信任。等到他使用人时，他会根据“量才适用”的原则，将你安排在恰当的位置，充分发挥你的智慧与才能。在小人类的管理者手下工作是很难的，而讨他的欢喜并取信于他却是很容易的。因为只要用不正道的方法去讨好他，就会取信于他。等到他使用人时，则会百般挑剔，责备求全。所以，企业员工针对不同的领导，可以采取不同的“对策”。君子类管理者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事业心强，既不以权谋私，也不结党营私。只要你具有忠实企业的诚信品格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就能使上司对你刮目相看，信任你，提拔你，重用你。即使你不去吹捧他，他从事业出发也不会怪罪你，反而会重视你。小人类管理者由于私心重，喜欢结党营私与别人吹捧，喜欢在下属面前摆官架子。你只要投其所好，通过“钱”（金钱）、“色”（美色）、“吹”（吹拍）等不正当手法，即可得到他的欢喜和信任。但是，通过这些不正当手法取信于他，很可能使你丧失原则性和独立人格，在同事中被孤立，落下一个“马屁精”、“小人”的坏名声。更为严重的是，他把你当猴耍，当驴使，你只是唯命是从的奴才，有了成绩全归于他，有了过错全推给你，你甚至会成为他的“殉葬品”，这是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
那么，企业员工应如何正确处理与领导者的关系呢？借用孔子的话说，即无论是对君子类或小人类的领导者，皆要“以道事君”或“说之以道”。即要求坚持以正道取信于领导，切忌“说之不以道”。具体地说，企业员工的信用资源有如下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事君以忠”，二是“其事上也敬”，三是“事君尽礼”。“以道事君”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统一。所以，企业家必须在这三方面精心地培育企业员工的信用资源。
所谓“事君以忠”，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就是要求员工对自己的上司忠心耿耿，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有强烈的敬业精神。那么，如何“事君以忠”呢？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精彩论述，对于现代企业家培育员工的诚信理念，激活员工的信用资源，都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第一，《论语·宪问》曰：“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认为对于自己的君主不可阳奉阴违地欺骗他，而可以当面规劝他、批评他，乃至犯颜直谏。这是忠君的一种表现。古人云“事君欲谏（在当面谏诤）不欲陈（不在背后乱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企业信用管理角度，要求企业员工必须光明正大，表里如一。但是，有些企业员工对领导有意见，不是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是在领导面前皆曰“是”而背后又乱议论。你把自己对领导的意见和建议说在当面，最多是领导不采纳你的意见，但领导不会怀疑你的人品。如果是阳奉阴违，搞两面派，一旦被领导知道，你在领导心中的信誉形象就会马上消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一点，企业员工必须牢记。
第二，《礼记·表记》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意思是说，当与君主关系还处在疏远、尚未取得君主信任时而强行谏诤，你的意见不但不会被他采纳，反而他会怀疑你的动机，认为是一种谄媚的行为。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即应当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在适当的场合和时间，再向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不然，君主会认为你在诽谤他，怀疑你的动机。如果你已经取得君主的信任，也要注意谏诤的时机和方法。“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急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瞎眼）。”在向君主提意见时，还必须掌握“远”与“近”的原则，注意谏诤的时机和语气，否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庄子》中有一则故事，讲到魏武侯沉迷声色犬马，从不问政事，隐士徐无鬼实在看不惯，便去犯颜直谏，但魏武侯根本听不进去，说明“远而谏”是不会有效果的。于是，徐无鬼依据“信而后谏”的原则，改变了话题，与魏武侯大谈如何相狗、如何相马，魏武侯哈哈大笑。在取得魏武侯的信任后，再去劝说魏武侯不要只顾自己享受而忘记百姓的死活，此时，他才能够听进一些劝说。
上面论述说明，在企业内部，下属对于领导既不能太疏远，亦不能太近乎（太密切），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必要的。如果太疏远，因为领导不了解你，不信任你，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必然会影响你的工作和前途；如果太密切，就有可能使自己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丧失独立人格，从而被他人视为溜须拍马的“小人”。
第三，《礼记·表记》云：“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臣下只有把自己的真知灼见进献于君主并为君主所采纳，进而拜受君命，尽心竭力地为君主工作，以成其信。故君可以臣之言责成于臣子，臣子亦可为实现自己的建议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样，臣子不枉受俸禄，过失也会很少。这一事君之道，告诉企业员工在向领导提建议、作保证时应持慎重态度，切不可贸然向领导提出不成熟的或根本无法实现的意见，以免由于建议、承诺无法兑现而失信于上司。如果你的建议或承诺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一旦作出保证，立下军令状，你就要全身心地去完成，绝不可自食其言，而受到上司的惩罚。
第四，《礼记·表记》云：“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即侍奉君主，不以个人私事麻烦君主；对君主说话也不能花言巧语；不是关系特别亲密的人，不要与君主亲昵。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作风正派的领导面前，企业员工作为下属与领导打交道，必须划清“公”与“私”的界限，牢记自己与领导的关系是“工作关系”。既不可去走领导的“后门”为你办私事，亦不可花言巧语欺骗上司。如果是这样，必定会失信于领导。在不正派的领导面前，他就会借机控制你，将你变成他的唯命是从的奴才，成为他的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论语·雍也》记载，武城宰子游是孔子的学生。孔子问他：你在武城做官，手下有什么人才呢？他回答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走捷径、走后门）。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意思是说，澹台灭明这个人，不是公事，他是从不到子游屋里去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现在，企业中有些下属，为了取信于上司，错误地将私人交情导入工作关系，将工作关系变成了一种不正当的私人关系。只有在与领导交往时保持“公事公办”的态度，方可取得正派领导的器重，亦可避免不正派领导的控制和侵害。
第五，孔子在《论语·先进》中云：“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在孔子看来，像子路、冉求那样的弟子，在鲁国季氏家里做家臣，虽说很有才干，但是他们对季氏的错误既不能匡正，又不肯辞官，他们根本称不上“大臣”，最多是二等的“具臣”。所谓“大臣”，就是能够“以道事君”，如果不能“以道事君”，宁肯拜官而去。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如何“进”（出仕）与退（辞官）的问题。在《礼记·表记》中，孔子云：“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这就是说，君主任用大臣很难，因为大臣不肯轻易拜受君命；而辞退大臣则很容易，因为大臣从不为官而强留，这样的官位进退，是合乎正常秩序的。反过来说，如果升官很容易而辞官很难，那么就会招致祸乱。所以，君主任用大臣时，大臣要揖让多次然后再拜受君命；而君主要辞退大臣时，只要一次有所表示，大臣就立刻表示同意，以免身祸。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就是这一进退之道的典型范例。正因为诸葛亮“难进”，所以才能始终得到刘备的信任和重用。如果刘备一请，诸葛亮就马上表示出山，那就难保他的命运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君子三揖而进”的做官之道，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人才竞争的时代，为了招揽优秀人才，许多企业家许以高薪、高职，将公司的前景说得天花乱坠，许多人为之所动，便轻信而去。结果或明珠暗投，或为虎作伥，或无法兑现，根本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其下场十分可悲。“进”（出仕）要三思而后行，而“退”则要果断。如果发现上司是一位不可共事的“小人”，或者上司流露出讨厌自己或有意辞退自己，那你就按照“一辞而退”的原则，马上挂冠而去，这才是一种明智之举。俗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立门户。”相信“人挪活，树挪死”是一条真理，何必要在一棵树上把自己吊死呢？何不重新设计自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出一片新天地呢？既然领导不喜欢你，处处压制你，使你心情不愉快，而你还要贪图官禄而不愿离开，那么必会招致祸害，不会有好结果。这是一条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的人生真理。
什么是“其事上也敬”呢？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敬事而信”。即只有下属忠于职守，对所从事的工作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并且作出突出成绩，才可取得领导的信任，为领导所重用。在处理与领导的关系上，孔子强调一个“敬”字，要求下属“执事敬”，即做事一定要认真踏实，切不可偷奸耍滑，谎报业绩。什么样的下属才会得到领导的信任呢？是那种做事马马虎虎、粗心大意、偷奸耍滑的人，还是认真踏实、精益求精的人呢？不言而喻，答案显然是后者。
什么是敬业精神呢？宋代哲学家朱熹作过一个明确界定。他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所谓敬业者，就是专心致志以事自己职业的人。从做官层面而言，孔子指出：“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即身居各级官位就应毫无倦意，处理政事要尽心尽力。唐代女皇武则天指出：“分官列职，各守其位。处其任者，必荷其忧。”（《臣轨》）即朝廷设官列职，要求各级官吏各尽其职，各守其任。处于不同官位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必须时刻担忧能否尽职尽责。《古今药石·理学明臣官行录》亦指出：“其居此官，即欲尽其职；其行此事，即欲尽其心。”即要求担任各级官职的人，应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从一般员工层面而言，王夫之指出：“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即要求职工，既要尽心竭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又不要超越自己职责的范围和限度。魏源也指出：“君子用世，随大随小，皆全力赴之。”（《默觚·治篇》）即要求下属从事工作，无论大小，都要全力以赴。由此可知，所谓“敬业”，实际上就是下属对上司忠诚的一种表现。领导所以喜欢具有敬业精神的下属，是因为世间凡事成于“敬”而败于“怠”。《荀子·议兵》曰：“凡为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唐代思想家皮日休亦曰：“执其业者，精者进而堕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讲的都是成于敬败于怠的道理。
什么是“事君尽礼”呢？意谓侍奉君主，处处要有礼貌讲文明，尽臣子之礼。不管是与领导打交道，还是与他人交往，都必须态度恭敬、语言文明、表情温和，方可得到社会的尊重，为自己打开成功之门。美国作家爱默生也说过：“幼年时期就养成文明的举止*惯，等于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一切财富的大门。”事实证明，一个骄横、粗鲁、无礼的人，既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也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必定到处碰壁。在企业内，每一位员工在与领导打交道时，都希望得到尊重。中国也有一句谚语：“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有些私心很重的人，在有权有钱人面前，总是低三下四地向权势者谄媚。这副自卑的奴才相，只会让人看不起你，是不会得到尊敬的。在与领导和他人打交道时，要“自敬”，更要“自重”。要求注意自己的仪容举止，做一个有礼貌的文明人，切不可举止失体，自我作践。人们会从你的仪容举止外在表现判断你是否具备内在的高贵品质，是否值得尊重与信任。如果举止猥琐，衣着糟糕，趣味低级，言谈粗俗，一副冷脸，你是不会得到敬重与信任的。所以，企业员工要想取得社会的尊敬与他人的信赖，就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仪容、举止和言谈。
中国是具有礼仪传统的文明古国。如果每个员工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注意吸取中国古代礼仪的精华，保持仪态大方，说话文明，情趣高雅，真正做到内在品格与外在形象的统一，那就必会受到领导的信赖和社会的尊重，从而保证在事业上走向成功。
企业家都希望自己的员工忠心耿耿、文明礼貌、技术精湛、业绩出色。而这样德才兼备的员工不是天生的，而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现代企业要实施信用管理，没有高素质、高技术的员工，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现代企业既是造物的经济实体，又是造人的教育机构，造人与造物是互相促进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先生曾明确地提出了“松下电器是制造人才的公司”的经营理念。当有顾客向松下人问“你们公司在制造什么”时，松下人回答说：“松下电器在制造人才。”因为根据松下的“造物之前先造人”的教育理念，松下公司总是不断地举办各种各样的特殊学校和技术训练班，努力把每一位松下员工都培养成有用的人才。因为在松下看来，“一家不肯训练职员成才的公司，不可能会成为有前途的优秀企业”。在员工培养中，松下依据“尊严优于知识”的原则，要向他们灌输技艺，传授知识，更要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在松下公司这所大学校里，松下对自己员工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经常对自己的员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会换来信誉，获得帮助，成就事业，时代呼唤着做老实人。”
（二）全面实施企业员工的信用工程
在培育企业员工的信用资源的基础上，还必须全面实施企业员工的信用工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信用主体，是通过各种合同、合约、协议等形式而把企业同材料供应商、代理商、客户、中介和银行等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建立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如果有一方不讲伦理信用，交换关系就会中断。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是在“虚拟”状态下进行的。信用无处不在，也无时不在，信用是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一条纽带。企业有权力要求社会提供信用，企业也有义务向社会奉献信用。在市场竞争中，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实施企业员工的信用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企业员工的信用工程，是把企业员工的诚信意识贯彻于企业管理与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内容有：以诚待客、质量信用、价格信用、包装信用、计量信用、广告信用、售后服务信用、合同信用、借贷信用、财务信用（不作假账）等。企业员工必须在上述诸方面自觉地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增加企业主体的价值和资本，提高企业交往的声望与地位。只有这样，才可将信用这一无形资产转化成有形资产，从而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
以诚待客，是企业员工推行信用工程的道德基石。北宋哲学家程颐指出：“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清代思想家曾国藩提倡“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来说，恪守“尚诚尚拙”的诚信原则，就会不断地增加信誉资产的含金量，这是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日本松下先生相信，企业员工以真情实意感动客户，架起企业与客户之间相互信任的桥梁，从而达到双方心灵的沟通，这是经商的最高境界。如果只是一味地巧用心机，虚情假意地欺骗客户，只能招致客户的怨恨，企业是不会走向成功的。松下先生在经营中也时常收到客户的抱怨、牢骚，甚至破口骂人的投诉信。当收到这些投诉后，他总是以真诚的态度去处理，向客户表示感激。有一次，他收到一位大学教授的来信，诉说他们学校购买的松下商品有故障，表示非常生气。松下立刻派主要负责人去处理这件事。这位负责人诚心诚意地向这位教授作了说明，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不但平息了教授的怒气，而且他还介绍别的学校购买松下产品。
曾宪梓先生之所以能够在一万港元资本的基础上取得辉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诚待客”。他说：“无论各地的情况如何不同，各个顾客的要求如何差异，只要我们以诚相待，遵从企业训条，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曾有一位瑞典顾客系着“金利来”的真丝领带打网球，结果汗水使领带上的染料染坏了他的T恤衫，于是他向金利来公司投诉。当曾宪梓收到这位顾客的投诉后，亲自接待了这位客人，并且诚恳地向他解释说：“真丝领带是容易沾汗的，所有真丝领带遇上汗水都会起化学作用而脱色。”最后不但向顾客赔偿了新T恤衫和新领带，而且还详细地向他介绍了真丝领带和T恤衫的日常保养办法。客人告别时，十分感激地向曾先生说：“我实在佩服你对顾客的真诚，以前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而投诉其他公司，但都没有下文。这一次我实在太开心、太惊喜啦。”曾宪梓笑着对他说：“你开心，我比你还开心，交了一位顾客朋友，而且你能来提意见，证明你对我们‘金利来’是很关心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李嘉诚先生有一年接待了一位欧洲批发商，这个批发商打算大量订购长江公司的塑胶花，条件是要求李嘉诚“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担保”。在没有找到担保人的情况下，李嘉诚和他的设计师通宵达旦，连夜设计出9款别具一格的极佳样品，以此打动批发商，并且坦诚地告诉批发商：“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能与先生做生意的，可我又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我实在找不到殷实的厂商为我担保，十分抱歉”，但“请相信我的信誉和能力。……至于价格，我保证会是香港最优惠的。我的原则是做长期生意，做大生意，薄利多销，互利互惠”。李嘉诚的真诚和执着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批发商，他说：“我坦诚地告诉你，你不必为此事担心，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个担保人，这个担保人就是你，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人。”李嘉诚因此也颇有感想地说：“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其他地方做生意，毕竟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还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诚信是一张永恒的存折。”从这些成功企业家的言行中，我们认识到：企业必须克服对客户生硬、冷漠、敷衍、不诚恳、不负责的态度，否则是不会取信于客户的。
质量信用，就是一切商品都应如商品供应者所承诺的那样，都是质量合格的真货，而不是假冒伪劣的商品。企业员工只有保证商品质量，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中国古代讲道德的商人都十分注意商品的质量，从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礼记·王制》曰：“布帛精粗不中数。”数指升缕的度数，不中数即不合于升缕的度数。古代以80缕为1升，朝服的度数是15升，即2尺2寸幅内含1200缕，为细布；斩衰之服的度数为3升，即2尺2寸幅内含240缕，为粗布。幅尺广狭不中量，不鬻（卖）于市。”《周礼·地官·司市》记载：“贾民禁伪而除诈。”即禁止商人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要求去掉欺诈顾客的行为，凡是不合质量的货物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如果十件商品中有两件不合质量，便不准继续做买卖。
徽商朱文炽在珠江开茶庄，从不以旧茶冒充新茶出售，“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所以，他的茶庄“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休宁粮商吴鹏翔有一次批发到800斛胡椒，忽然发现是一批有毒的假货，当时卖主欲全部收回，而吴鹏翔担心这批货若是退了回去，卖主转售他人会坑害百姓。于是将这批货付之一炬，宁肯自己承担经济损失。创始于清康熙年间的同仁堂药店，遵守“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诚信原则，其堂训是：“求珍品，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堂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在中药炮制和研磨上，尽管消费者看不见，但也要凭天理良心保证质量。
中国古代的“诚商”、“良商”、“士商”之所以能买卖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秘密就在于讲究“质量信用”。在中国商人中，也有“奸商”或“贪商”，他们不讲“信用”，以假货牟取暴利。明初思想家刘基在《郁离子》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位名叫虞孚的人，向计然请教种漆的技术。三年后，他收获了几百大瓮的漆，想运到吴国去卖。其妻之兄向他说：“漆在吴国是畅销商品，不愁卖不出去。不如像吴国卖漆人那样，把漆树叶煮成糊状混在漆里。这样，可以多赚些钱。”虞孚照他的话做了，把漆和漆叶糊状物一起运到了吴国。虞孚到吴国后，漆果然很受欢迎，有一顾客决定购买他的漆，说过几天取漆付款。于是，虞孚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便连夜把漆叶糊状物都掺到了漆瓮里。等顾客来取货时，发现漆瓮上的封条是新的，心中产生了怀疑，便对虞孚说：“请改天再交货吧。”过了20多天，顾客也不来，漆全部腐烂了。虞孚身无分文，连家也回不去了，只好沿街乞讨，最终死在吴国。南京冠生园月饼曾在中国食品界风光一时，但因为用前一年的旧馅做月饼而失信于顾客，不得不申请破产。
目前，在商品交易中，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据统计，中国约有3476%的企业被假冒伪劣产品侵权，此类产品的产值年均有13000亿元，相当于2001年我国国内总产值的15%。可见，目前商品质量问题是何等严重！从上述正反两面的对比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成功源于守信，失败本于失信。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铁的定律。
价格信用，就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长期看，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并不是由商家随心所欲地抬高和降低的。但是，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如“血本大甩卖”、“跳楼价甩卖”等“价格陷阱”随处可见。
徽商吴南坡宣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古歙岩镇侯东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他出售的“南坡布”，货真价实，深受顾客欢迎，只要是坡公字号的布，不论精恶长短即购买之。徽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人之适市有不欲之他而欲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新安歙北许氏东支宗谱》卷八《逸庵公行状》）。日本八佰伴商业集团创始人和田加静的成功，也源于抗拒暴利诱惑，恪守价格信用。1958年9月，一场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日本，蔬菜奇缺，许多商店借机高价出售，10日元一根的萝卜居然涨到150日元，而八佰伴的蔬菜仍按平时价格出售。顾客非常感动，拉着和田家人的手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之道，八佰伴会发财的。”从那以后，许多顾客都到八佰伴的商店买东西，从而为八佰伴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每一位企业家都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良商”、“廉商”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价格法》，争取做一名诚实守信的现代“儒商”。
计量信用，即要求商品供应者不能短斤缺两，欺骗顾客，必须做到“秤平斗满尺码足”。中国有句格言：“公平交易，斗秤不欺”，讲的就是计量信用。晋商是明清长达500年的重要商帮，他们十分注意计量信用，对古代计量工具——“秤”赋予了诚实守信的道德内涵。古代的“秤”是16进位制（即16两为1斤）。准星刻度镶以金色，代表光明磊落。16颗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代表经商者的方向要正确，品格要端正；福、禄、寿三星表示在商品交易中，如果少一两，就会“损福”；少二两，就会“伤禄”；少三两就会“折寿”。晋商对“秤”赋予道德内涵，是晋商实施计量信用的良方妙法。在现代商品交易中，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儒商的这一优良传统，绝不能在商品计量上欺骗顾客，牟取暴利。
包装信用，就是要求商品提供者必须在包装上做到表里如一，诚实可信。为了商品的运输和销售，商品包装是必要的，但是绝不可表里不一。如果商品包装上注明的出厂日期、商品成分、用途、保质期以及使用方法，与商品实际不相符合，便是一种欺骗顾客的行为。以茅台酒瓶装劣质酒，以名牌包装假冒伪劣商品，以“绿色环保”的标志包装不合格装饰材料，更是一种恶劣的欺骗行为。
广告信用，就是要求商家做广告要实事求是、不搞欺骗。为了推销商品，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做广告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能在广告中挖空心思地大做文章，或无限吹嘘，或名不副实，或挂羊头卖狗肉，以欺骗广大消费者。如某些“苗条霜”、“生长素”广告，吹得神乎其神，消费者争相抢购，可是用了一罐又一罐，吃了一瓶又一瓶，结果还是那么胖、那么矮，这不是欺骗消费者是什么？现在国家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明文规定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售后服务信用，就是要求商家必须履行售后服务的各项承诺。徽商十分注意兑现售后服务和退换承诺，从不食言。如休宁胡开文墨店的“苍佩室”墨，是蜚声国内的名墨。有一次顾客反映所购“苍佩室”质量名不副实，胡开文墨店经核实后，不仅以一袋优质“苍佩室”墨相赔，而且立即下令所属各店将这批质量有问题的“苍佩室”墨停售并高价购回已售出的墨，最后在休宁外一个池塘中全部销毁。
美国凯特皮纳公司曾向顾客承诺：“凡是购买了我公司产品的用户，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是需要更换零配件，我公司都将保证在48小时内送达。如果送不到，那么我公司的产品就将白送给你们。”有时为了给边远地区送一件价值50美元的零件，宁肯花掉1000美元的运输费；有时因为无法在48小时内送到，就把产品免费送给顾客，以兑现售后承诺。真诚的售后服务，为该公司赢得了消费者的称誉和广大市场。在我国现代商品交换中，不少商家的售后服务和退换还只停留在口头承诺上，兑现者较少，这是应当改进的。
合同信用，就是交易双方要遵守合同，按章履约，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市场经济是一种合同经济（或契约经济），企业之间的交易主要是通过合同、契约来实现的。而合同、契约的实现，一是靠签约各方的伦理信用来支撑，二是靠国家的法律来保证。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企业家信用资产多有流失，使合同往往得不到履行，毁约现象屡有发生。据调查材料，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为40亿份，能够完全履约的只有50%左右，合同欺诈现象十分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企业家的信用意识，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遵约守信。
借贷信用，就是债权人以有条件让渡形式贷出货币或赊销商品，债务人则按合约规定的日期偿还借贷，并支付利息。借贷信用主要包括：（1）以延期付款和预收贷款的方式买卖商品的商业信用；（2）银行将集中起来的闲散货币资本和社会游资贷放给工商业者的银行信用；（3）公司、商店及银行对个人消费者提供的分期付款售货及消费贷款的消费信用。一旦借贷信用大量流失，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或使许多企业陷入销售和回款的两难境地；或使企业应收账款高居不下，造成企业资金流动紧张；或账款回收责任不清，相互推诿，造成前清后欠的恶性循环；或因监控不力而造成企业内部资金流失。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借贷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中国古代儒商中有着优良的传统。如徽商唐祁因为经营有方而比较富有，其父在贫穷时曾向某甲借贷资金。某甲向唐祁索还借贷资金时，声称贷券遗失。唐祁认为贷券虽失，而父亲借贷之事却是真的，应该如期偿还。于是，他便将借贷资金还给了某甲。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贷券）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传为笑谈。他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的确是真的。”
徽商马禄在常州做生意，有一次住在旅店，身上寄存友人的百余金被人偷走，无法找到。他坚守信用之道，秘而不言，如数将自己的钱交还友人。后来，小偷被抓住，盗金被追回，友人方知实情，十分感动。
晋商祖辈经商破产后，如后世子孙经商再次发迹时，也会主动偿还先人的陈年旧账。清代末年，平遥城内有一位讨饭的老太太，拿着一张过了期的汇票去到日升昌兑付白银。这张汇票是她的丈夫30多年前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时办的汇票。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
但是，在目前借贷市场中，有些企业不论是向银行贷款还是向其他企业赊货，往往无理赖账，找借口长期不还。据社会调查，目前中国企业之间形成了高达16000亿元的“三角债”。据统计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则高达5%以上，逾期应收账款平均比发达国家高约20倍。近几年，我国进出口企业在海外无法正常追回的逾期账款至少在100亿美元，而且拖欠账款数额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种“借贷信用”的严重流失，使得许多企业难以为继，不得不采取非现金交易而不为的做法，宁肯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任何信用结算方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借贷信用管理应该是全过程的管理。对于企业来说，借贷信用管理分为三个阶段：资信调查、营业决策、跟催欠款。所谓资信调查，就是事前对授信对象的诚信、意愿和能力进行详细调查。不经过认真的资信调查而授予信用，发生呆账、坏账的风险极大。所谓营业决策，就是在资信调查的基础上，评估与选择合适的对象签订合约。所谓跟催欠款，就是采取种种催收技巧收回账款。据有关资料统计，实施事前控制（交货前）可以防止70%的拖欠风险；实施事中控制（从交货后到合同贷款到期前）可以避免35%的拖欠风险；实施事后控制（拖欠发生后）可以挽回41%的拖欠损失；实施全过程控制，可以减少80%的呆账、坏账。从现实贷款拖欠情况看，大部分风险是由交货前控制不当造成的，所以应当把控制赊销拖欠风险的重点放在事前控制上。
财务信用，就是要求企业财务“不作假账”。朱镕基总理在为国家会计学院揭牌时的题词是“不作假账”。这是财务信誉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进入方面，严禁假出资、假注册、假地址、假担保等失信行为；在市场监察方面，严禁假审计、假处罚、假查真放、地方保护主义；在市场退出方面，严禁做假账、报假亏、假破产等欺骗行为。在中国股市上，“郑百文”、“银广厦”虚假赢利而导致企业倒闭；美国继安然、安达信做假账丑闻之后又出现了电信会计丑闻，给电信业以致命打击。它不但导致造假企业的崩溃，而且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都是“财务信用”流失的恶果，不能不引起我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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